在《水城台北》中，舒国治以“遗老”般的笔调，描述了六十年代“水渠密布、水田处处”的台北，而台北此后最为隐秘也最为重大的城市变迁，就是“水城变为陆城”——南京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过去的四十年间，南京的许多河川在快速的城市化中悄然消亡，隐藏于沥青和混凝土之下，它们不属于任何受到保护的“历史遗产”，只在居民零星的记忆中生存，下关的惠民河就是其中之一。
（左）1934年的惠民河东岸米市街 （右）2019年蒙上防尘网的下关粮食仓库拆迁工地 © 王佳琦
自清末金陵关开关以来，惠民河以其两口通江，成为长江码头的接驳内港，沿河的商埠街、米市、鲜鱼巷繁盛一时，即便在长江大桥建成、水陆转运枢纽衰落后，也仍是下关市民日常生活的中心。然而，妇女淘米浣衣、商贩在叫卖“炒米糖”、男孩午后结伴去水里“扎猛子”、在河沟里设土坝抓鱼——这样的日常景象，也在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工业和生活污水的排放而逐渐消失。1999年，惠民河被改为地下排水暗涵，地上建成高架桥，并更名为“惠民大道”。2019年，为衔接未来的建宁西路过江通道，高架桥又将被拆除并改为地下隧道。与此同时，老下关也在轰轰烈烈的城市更新浪潮中，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机动化的通道和林立的高层住宅，在隐匿的民宅废墟中创造出崭新的“Tabula Rasa”景观。在二十年频繁的基础设施变形后，身体的空间经验也开始模糊——何处才是下关？
在另一种意义上，水陆变迁也处于公共空间正规化的谱系之中。作为以基督教伦理看来具有“道德破坏性”的空间，罗马浴场曾在身体的裸露中创造了一种泛滥的享乐文化，从露天浴池到花园、图书馆、运动场，浴场是前现代的综合体，也是向下至奴隶的所有人开放的“公共空间”。此后的欧洲，直到19世纪中叶的伦敦水晶宫和巴黎拱廊街，在这些非正统或是不合法的人造物中，才再次出现了“众人的身影”——被纤细的钢铁结构和透明的玻璃材料所包裹的、人群转瞬即逝般聚集和散去的场所内，一种新的空间、活动、社群和知识经验被塑造出来。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flaneur）成为了工业化大都市生活的主角，他们流连于室内化了的城市空间，新的身体举止、衣着服饰乃至性别化行为都可能于此产生。而大众（mass）的个体意识与集体文化，也在漫无目的的消费与享乐、在一切透明的看与被看中孕育成形。
然而在随之而来的20世纪，我们见证了权力对于大众日常生活和社会空间日益全面的掌控——网络化的基础设施系统以一种质料（material）而非物件（object）的形式，把安全、卫生和科层化的律令普及到城市的每个角落，而与之一体两面的，正是权力对空间无处不在的管治。在现代化的滨水驳岸、沥青路面和人造绿地所形塑的大都市经验中，“拱廊般的空间”几乎无处遁形，游荡其中的身体也要服膺于这样的收编。
网友所摄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的诸多“禁止事项” © 王佳琦
于是，“公共空间”的被收编并非只是因为一条河流本体的消亡，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变迁。若效法首尔清溪川，将被填埋的河道原样开挖，我们得到的或许是一片建立在混凝土河床之上的、同样安全、卫生而有序的“现代化滨水空间”，重建公共和日常生活的努力，只会是一种乡愿——惠民桥水产市场的腥臭、河中野泳的危险早已为现代经验所拒斥。然而，有趣的是，也正是在大都市最坚固的堡垒、在某些高度受控的消费奇观内部，我们见到了似曾相识的破坏性时刻——在玄武湖畔的南京太阳宫，成百上千的人们曾经摩肩接踵在夏日的人造沙滩和泳池水中。在“公共空间”的律令下消失的、亲密而无拘的身体，就出现在那丑陋的金色拱顶的庇护之中。
因此，恢复身体在城市空间中的无拘存在，才是惠民河“重生”的最终指向。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利用空中的高架路改作绵延数百米的空中河道——将在“非场所”的基础设施空间中创造出新的身体关联。与时兴的怀旧式乡愁实践相反的是，新的河道将立足于当下的大都市普遍经验——绵延的质料和消费的奇观。
一方面，高架桥南段采用较为传统的板梁结构（而非一体的箱梁），这为桥面的局部改造创造了可能。在桥墩间增加钢结构梁柱降低跨度，保留桥面两侧各四根1.6米宽的混凝土板梁作为池岸，拆卸中部板梁并代之以钢梁，上方铺设等宽的强化玻璃池面；在桥下空间，则布置阶梯退台以及上通池岸的室外楼梯和垂直电梯。玻璃池面、桥墩、钢柱、室外楼梯、垂直电梯、池岸阳蓬……“河道”的结构、设施与材料无限复制与延伸，以基础设施的逻辑在高架桥上重生。另一方面，上方的泳池在不打破“文明规范”的情况下，默许了身体在城市中的裸露，这些身体连同玻璃、池水一道形成的天棚，在老下关的中央、在高层住宅的投影之间穿梭而前，将阴影与波光粼粼都投射在下方，创造出拱廊般的空间。得体的 “泛滥”，正在现代城市容忍的范围之内，而与我们熟知的北京世贸天阶不同的是，这是大众真实的身体活动所显露的集体奇观。
而在泳池面群岛般插入的、与池岸相连的构件（按摩凉亭、小型浴池、儿童游泳池、花草坛）则构成了身体享乐与亲密接触的另一层维度，就像百年前惠民河上停泊的舟楫，在喧闹的河道与隐秘的处所之间，仅有一道幕帘而已。
在桥下，匀质的结构框架为临时、流动的使用创造了条件。在2011年被拆除的惠民桥水产市场以新的形式回归——这将是属于南京的筑地市场。招租商铺在底层退台之下八百米长一字排开，之间以鱼池隔断，背面改造后的惠民路辅道成为市场的物流通道，间隔设置港湾式卸货区，而正面则面向开阔的拱廊空间，其间灵活布置生鲜便利店、拍卖场、冷库和自助区。而在二层退台，同样是一字排开的鱼市餐厅，一座巨型水族箱自泳池平面贯穿而下，环绕水族箱的，是标志性的五十米回转长桌，食客在两侧分坐，餐盘上的鱼肉与水族箱里的游鱼相映，形成微妙的并置。
更上一层的退台，由一排封闭的淋浴更衣室分隔出内外两侧，内侧与楼梯相连，是进入桥面池岸前的过渡和休憩地带，金属穿孔板将其与外部城市空间隔开，只有头顶的池水若有若无地透向天空。
在阶梯退台的对面，则是一段十几米宽重新开挖的“惠民河”，与既有残存的末端水道相连，在人工模拟的自然驳岸上，是芦苇荡和半露天的长江水生植物园，布景的还原与顶部新的空中泳池同处于此，供人各取所需。
“惠民河上”是一个虚构计划，它自然绝无可能在当下的南京城出现，但它应当追求一种总体性的策略，即在“消费受控的科层制社会”、在现代基础设施所塑造的“非场所”之间，重新建立暧昧、流动、转瞬即逝的灰色地带，并形成具有地理学意义的想象。尽管大都市的娱乐和休闲空间是消费编排的结果，但在身体的享乐与“奢靡”之中，又浮现出打破编排的力量；匀质的结构和材料包裹的空间有无限可能，越是放纵、激烈而出奇地使用它，就越能诞生新的经验。在尚存的惠民大道高架下方，我们就可以隐约看到这样的空间实践——在高架的末端，桥墩深深没入残余的数十米水道，暗涵水闸处仍能散发出隐约的异味；而在后方，足疗按摩、理发剃须、下棋打牌的人们……他们就莫名地汇聚在一起，出现在午后桥下的皮质沙发上。在剧烈的基础设施变形后，惠民河及其两岸的日常生活仿佛仍未消失。
方案选择长江边上的一条曾经的河流。因城市发展带来的过量交通，河道被填埋修路，并在其上加建高架快速路。设计通过系统疏导，疏解交通压力，极具诗意地将高架路改造成一个面向长江的公共游泳场，展现了一个超现实的、浪漫的公共生活场景，充分扣合本次竞赛“乐活空间”的设计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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