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文化性保护：遗产地场所精神和社区角色》一书为作者硕士及博士论文成果的修订与延伸。在清华大学吕舟教授、原东京大学西村幸夫教授指导下，作者学习及研究阶段开始关注与遗产地的文化性梳理和社区角色访谈。
本书首先反思国际遗产保护领域，20世纪末以来出现的文化性保护新思潮。
在1964年《威尼斯宪章》确立的基于文化遗产历史见证作用、而对其“历史信息”进行真实地“历史性保护”的基础上，以1994年“世界遗产全球战略会议”、1994年《奈良真实性文件》、“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操作指南》等会议及文件为标志；在文化相对主义、地域文化价值发现等影响下，国际遗产保护领域新的思潮关注于遗产地具体社群、物质和非物质元素共同承载的地域多元文化性保护，也即本书所阐明的“文化性保护”视野。
在书中，作者通过大量遗产地案例，如中国遗产地五台山、丽江古城、平遥古城、广东连南瑶寨、福建永泰庄寨建筑群，以及日本白川乡合掌造、妻笼宿、高山市、飞騨古川、川越、鎌仓等进行的田野地调查，用以辅助证明书中提出的文化性保护视野的重要性，以及在此视野下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研究方法用以解析“遗产地场所精神”建构过程、承载元素，及其与社区居民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借鉴上述日本世界文化遗产地和历史城市中，以民众参与为中心的保护方式（日本称作“古い都市保全町づくり”），探讨新视角下遗产地社区住民在在保护管理政策体系下的位置，以及应当扮演的角色。
文化遗产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个所谓的“观念性”的存在。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将文化遗产定义为具有特定价值的三类物质遗存：纪念物、建筑群和遗址（场所）。这一定义是今天我们讨论文化遗产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
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和积淀的文化财富。这些文化财富内在的文化精神对于向中国这样延续的文明而言，持续不断地作用于人们的思想与精神，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判断。但作为物质遗存，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它们原有的意义或已湮灭在历史长河淘洗和沉积当中，它们的物质遗存则随着岁月的斗转星移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和活力，基于对这些物质遗存在形成过程中所反映了历史、文化特征，基于这种对历史与文化的认知已成为今天人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这种历史与文化知识被视为人类经验的宝贵财富。作为这种知识和信息载体的历史与文化的物质遗存成为保护的对象，成为人们认识历史文化延续或建立新的文化精神的物质源泉。
国际遗产保护视野从“历史见证”到“文化承载”的拓展简表
当代的遗产保护是建立在文化平等的基本价值观上的，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美人所美，美美与共”的思想基础上的，文化间的相互尊重，成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石。在这种基本趋势下认识和理解文化遗产的基本价值或重新看待文化遗产的基本价值决定了遗产保护发展的方向。对于社会和公众而言，文化遗产对于它所在的文化群体而言最重要的意义是建立文化认同。文化的认同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构成了人类当代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秩序。
澳大利亚人曾在《巴拉宪章》中提出了一个文化遗产价值框架，他们认为文化遗产之所以成为需要保护的对象，是因为它所具有的文化的重要性（cultural significance），这种文化的重要性体现为它对于过去、当代和未来的世代所具有的审美、历史、科学、社会和精神的价值上。这种文化遗产价值观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同。从世界遗产层面包括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等遗产类型的出现直接强调了文化价值；从遗产保护界自身而言，历史城镇的、工业遗产、20世纪遗产的保护也都更多的涉及到对文化价值本身的认知和理解。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和越来越积极的多方面、多层级的参与进一步推动了对遗产文化价值的认知和理解。可以说基于传统的历史、艺术、科学的遗产价值认知已逐步被文化价值的观念所包容，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进入了一个关注于文化价值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体现为社会对于遗产保护的广泛参与，社区在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的决策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种特征也反映了社会、社区文化自觉的过程。
一个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一定与特定的环境和空间相关，200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西安召开的第15届大会特别讨论了这一议题。场所环境是文化延续的土壤，场所精神不仅是物质环境，更重要的是人和社区生活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氛围。从现实的实践当中，不难看到这样的案例，为了“保护”历史街区，搬迁了街区中的居民，结果是抽掉了历史街区的原本生动的文化精神，也使街区失去了真实性，失去了原本丰富而深厚的文化价值，更失去其特有的“场所精神”。所谓的“保护”最终的结果却是不可挽回的破坏。
文化遗产与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基本关系，一种是遗产作为现实生活的物质环境，如历史城镇、村落，保持着使用功能的建筑、文化景观等，它们与当代生活和社区保持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另一种如考古遗址则可能是对已经消失的古代文明的发现，这样的遗产与现实生活之间并不存在密切的关系，但它们作为社会的共有财富，文化遗产保护所获得的利益应当由社会共同分享，无论是在知识还是物质利益的层面，都应当注意到这种公共性。
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标是从古代文明当中认知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促进当代及未来世代的可持续发展。对于那些由遗产所承载的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遗产保护的基本意义则在于文化的延续与传承，这种延续与传承必须建立在唤醒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这就使得遗产所在（无论是创造还是继承了遗产的）社区成为遗产保护最直接的关联者。这就促使今天的文化遗产保护更为注重社区在保护中的作用。
社区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单元，同样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单元，通过文化遗产的保护获得传统知识、经验，获得更多发展的可能性，促进可持续生计，最终实现全社会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强调的“发展的文化维度”的意义。
徐桐博士的著作《迈向文化性保护：遗产地的场所精神和社区角色》对文化遗产、文化价值、场所精神、社区等重要问题从理论到实践案例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背后更为深刻的不同观念的碰撞。相关案例的讨论也是徐桐博士这一著作的亮点。文化遗产保护是侧重于实践的学科，许多观念的问题是基于实践提出，并在实践中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完善的。徐桐博士的这一著作会促进我们更多的思考。
现代遗产保护的基本理念起源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带来的“民族国家”理念的普及，由此带来的世界各民族对自身历史的重视，及作为其历史重要见证的历史建筑价值被发现，并进行修缮保护。这段历史带来了影响至今的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历史性保护”、“建筑性保护”的两大印记。由1964年《威尼斯宪章》确立的基于文化遗产历史见证作用而对其“历史信息”进行真实地“历史性保护”是现代遗产保护的基本思想，对国内外遗产保护理念上影响深远。
与1931年《雅典宪章》为标志的文化遗产国际体系建立几乎同时，20世纪30年代，由德裔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鲍厄斯及其弟子创立的文化相对主义秉持“每一种文化都会产生自己的价值体系，人们的信仰和行为准则来自特定的社会环境”的观点，其推动了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所具有的独特、难以替代价值的研究与阐释；伴随二战后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觉醒再次推动了文化相对主义思潮的兴起，作为鲍厄斯弟子的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ean Herskovits,1895-1963)在其著作《人和人的劳动》(1948)以及后来据此改编的《文化人类学》(1955)中再次确立了文化相对主义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对于这些不同文化的载体，物质或非物质的，对于它们的评判标准、保护措施不仅仅要从其对世界而言的角度，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这些文化载体本身对它们周围的利益相关人群的价值。基于文化人类学视野下对文化遗产在“文化和文明”上的代表性同样反映在国际遗产保护领域。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界线，1970s-1990s之间，冷战分化和文化进化论影响下的世界遗产保护未充分体现世界多元文化的代表性和平衡性；1990s以后，在冷战结束，全球化加速的大背景下，以1994年“世界遗产全球战略会议”、1994年《奈良真实性文件》、“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操作指南》等会议及文件为标志，文化相对主义、地域文化价值发现等影响了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对遗产地具体社群、物质和非物质元素共同承载的地域多元文化性保护，是为“文化性保护”。
遗产地“文化性保护”经历了“历史主义”、“文化进化论”和“文化相对主义”等不同思潮的影响，在传统遗产地”普遍价值”评判体系下，也存在着标准上的相对静态和封闭性，对遗产地社区居民在遗产地保护中的意义和作用评估不足，以及对象集中在有形元素等问题。本书稿借鉴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第16届大会发表的《保护遗产地精神的魁北克宣言》基本理念，探讨在“遗产地场所精神”的模式下，“人”的因素与承载遗产地场所精神的有形和无形元素之间互动关系，以及由于这种互动形成的遗产地场所精神在稳定传承基础上的持续重构，精神元素多元化等特征进行分析。以期更加全面，真实地反映在文化遗产领域追求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遗产地保护行动的要求。
本书稿为作者硕士及博士论文成果的修订与延伸。在清华大学吕舟教授、原东京大学西村幸夫教授指导下，以自己学习阶段在五台山、丽江古城、平遥古城、广东连南瑶寨、福建永泰庄寨建筑群，以及日本白川乡合掌造、妻笼宿、高山市、飞騨古川、川越、鎌仓等日本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和传统建造物保存地区调研经历为背景，通过对这些历史城市或者区域保护过程中所具有日本特色的民众参与为中心的保护方式（日本称作“古い都市保全町づくり”）的调查与反思，阐明遗产地文化性保护视角下的“遗产地场所精神”建构过程、承载元素，及其与社区居民的互动关系，探讨新视角下当地住民在现在中国保护管理政策体系下的位置，以及应当扮演的角色。
徐 桐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讲师
清华大学博士后、日本东京大学博士，日本都市计画学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会员、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全日学联）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保护与城市设计、文化遗产保护。主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社科基金等在内的纵向基金多项、参与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作为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观察团代表参加第38、39、41届世界遗产大会，参与撰写《世界遗产大会观察报告》；参与五台山、蜀道等申遗课题研究，主持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规划编制课题10余项。
第一章 遗产地：从“历史性保护”到“文化性保护”
1. 文化遗产的“历史性保护”
2. 文化进化论视角下遗产的“文化见证”价值
3. 文化相对主义视角下的“文化承载”价值
4. 遗产地的“文化性保护”
5. 本章小结
第二章 遗产地文化性保护的“场所精神”视角
1. 遗产地的“场所精神”
2. 遗产地场所精神的构建与支撑要素
3. 遗产地场所精神的特征
4. 遗产地“场所精神”对传统遗产保护视野的拓展
5. 本章小结
第三章 遗产地文化性保护的研究视野与案例分析
1. 遗产地“场所精神”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视野
2. 遗产地“场所精神”的文化地理学研究视野
3. 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建构与传承
4. 本章小结
第四章 遗产地文化性保护视角下的“社区”核心角色
1. 遗产地保护中广义利益相关者的角色
2. “场所精神”视角下的遗产地“社区”角色
3. 场所精神与地域活化：日本遗产保护“社区参与”的经验
4. 本章小结
第五章 结语
参考文献
《迈向文化性保护：遗产地的场所精神和社区角色》
徐桐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年12月
ISBN 9787112241484
定价 5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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