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丨2025研究生毕业作品·第五期

前言

研究是作为设计实践走向高阶的自然规程，目的是通过抽丝剥茧建立起事实并得出新结论。《礼记·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从成果产出角度来看，研究也被赋予了多重的理解，研究提出问题的同时研究模式也可以被认为是通过一种写作、一种技术、一种实践、一个团体来进行，央美设计学科的研究恰恰是体现出这种研究的分领域、多模态和交叉性，体现了研究的深度之处设计问题本质的凝结。

当下设计研究的存在意义在于当我们处在充满挑战性的困境之中时设计的功效更加卓越。设计问题可以是关于本体研究，或许是社会或国际议题。无论是出于内或外，问题的衍生始终与我们的生存和生活息息相关，也体现出设计研究对象的多元化和个性化，本身也是研究者学术自我迈向成熟的脚步。当集腋成裘，积沙成塔，这成为我们设计文化走向未来的自信的基石。

从设计研究的角度看，守初心与日日新并不相悖。

王子源

设计学院党总支书记，教授

2025CAFA设计学院研究生毕业论文推介

第五期

- “一带一路”与国家设计政策研究 -

- 公共设计研究 -

- 设计与现代性理论研究 -

- 世界设计历史与理论研究 -

- 中国设计文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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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作者姓名 桂迎洲

论文题目 以人为本的战略实用主义设计——新加坡公共部门设计政策与应用研究

指导教师 海军、王子源、李玉峰、邹游（外聘专家）

研究方向 “一带一路”与国家设计政策研究

论文摘要

肇始于20世纪中叶的设计政策实践与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设计政策理论探讨，在进入21世纪以后在全球范围内（以欧美、日韩、北欧、新加坡为主）出现了广泛的实践，诞生了一系列国家设计政策。与此同时，以政策创新实验室和设计咨询公司为主体，“为政策而设计”也在21世纪开始出现广泛的公共部门设计应用实践，设计作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和工具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其中，植根于“战略实用主义”的新加坡在设计政策和公共部门设计应用领域产生了丰富的成果，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两国相似的国情和客观存在的历史、地缘、血缘因素，以及在国家治理思想上的相对契合，新加坡一直是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学习对象，对我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我国对于新加坡治理经验的学习却在设计领域出现了相对空白，国内的设计学界、公共管理学界都缺乏相应的关注。

本文围绕设计与政策的互动，在梳理“国家设计系统”理论建构、设计政策实践与理论的发展源流、“为政策而设计”理论与实践、新加坡公共部门设计政策与应用情况的基础上，运用“国家设计政策”理论对“设计政策”和“为政策而设计”进行了整合，并结合新加坡公共部门对应的设计政策和应用实践进行分析，归纳出“以人为本的战略实用主义设计”这一主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在设计政策和应用领域的可行性建议。

文章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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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据

在本文第一章中，“设计政策”（design policy）和“为政策而设计”（design for policy）作为设计与政策互动领域的一组概念被明确提出。在梳理和介绍“国家设计系统”理论架构的基础上，笔者将“为政策而设计”（design for policy）嵌入“国家设计系统”之中，厘定这两个概念的概念与相对关系。在此基础上，以国家设计管理机构、国家设计政策、设计政策学术会议为主体归纳、分析了20世纪中叶以来设计政策互动实践与理论的发展源流，进而回顾了“为政策而设计”的思想渊源，尤其强调了其进入21世纪以来以政策创新实验室和设计咨询公司为主体的具体实践的涌现。

本文第二章首先梳理归纳了新加坡设计意识超越美学、超越商业、超越群体、超越造物的特征，简要阐述了新加坡国家设计政策的基本情况，然后从政策文本出发构建起“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内容维度”的二维分析框架，引入政策工具、政策内容等相关分析范式对政策文本进行单元分解、编码、归类，通过统计分析得出新加坡国家设计政策的总体特征和3个不同阶段的特点。

在本文的第三章中，基于将作为“为政策而设计”的公共部门设计应用对应于国家设计系统中面向公共部门的“设计支持”，笔者围绕新加坡公共部门设计应用的实践，结合新加坡政治和社会语境下的“实用主义”、社会心理学学科形容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文化的“战略实用主义”和设计思维中“以人为中心”的概念，创造性地提出“以人为中心的战略实用主义设计”，以概括新加坡公共部门“为政策而设计”的方法与观念，并在设计学和公共管理学交叉的视野下，本文运用公共管理学学科的“助推”、“有限技术治理”、“公共服务可及性”、“技术规制”、“应急管理”等理论，从“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回应和支撑国家战略的考量”、“实用主义的态度”三个方面分析新加坡在公共部门设计应用实践，以期作为一种范式为设计学界和公共管理学界对于“为政策而设计”的研究提供参考。

本文第四章在借鉴新加坡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公共部门设计政策和应用领域的实际情况，从设计认知、设计推广、设计教育、设计支持4个维度提出了关于扩展设计价值、培养设计意识、塑造设计能力、外显设计价值的具体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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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结论

通过引入和更新“国家设计系统”理论，将“为政策而设计”（design for policy）纳入“国家设计系统”理论，对应于其中“设计支持”面向公共部门的维度，并以此串联和梳理1940年代以来设计政策领域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源流。

在设计学和公共管理学交叉的视野下，本文运用公共管理学学科的“有限技术治理”、“公共服务可及性”、“技术规制”、“应急管理”等概念，分析新加坡在公共部门设计应用实践中的方法与观念，最终使用“以人为中心的战略实用主义设计”对其概括，为世界范围内“为政策而设计”相关研究提供一种可能的理论范式，并促进设计学与公共管理学的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本文以新加坡为例梳理公共部门设计实践的特点和方法，介绍设计思维方法在公共部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涉及新加坡国家治理中公共交通、应急管理、公共健康、市政服务、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为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供一定的参考。

导师评语

桂迎洲同学以新加坡公共部门设计政策与应用研究为对象，通过政治经济学科的“战略实用主义”和设计学科“以人为本”的概念创造性使用，同时结合新加坡政治和社会语境下的“实用主义”实践立场，以及新加坡公共部门设计应用实践中的方法与观念，建构“以人为中心的战略实用主义设计”理论范式，形成对新加坡公共部门设计政策研究的创造性理解和把握。研究目的明确，视角新颖，案例使用和阐释得当，不仅为新加坡设计研究提供了优秀的范例，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和理论思辨对于当前中国推进高质量社会治理策略、方法和实践具有积极的参考和指导价值，也为设计介入公共提供实践支撑和理论逻辑。

——海军

02

作者姓名 汤子瑶

论文题目 从隐秘到显现: 非正规种植空间的公共转型与价值思辨——以长沙市主城区为例

指导教师 海军、季铁（外聘专家）、邵健伟（外聘专家）

研究方向 公共设计研究

论文摘要

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作为当今城市“灰色空间”的一部分,这些地带既是城市更新中最易被忽视的角落,也往往是空间营造中最缺少关注的部分。研究探讨基于公共空间视角下的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的现状及分布特征、类型划分、形成渊源及其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文化层面的意涵。通过对长沙市主城区三个不同行政规划区域内近80个不同类型的非正规种植地的实地考察,尝试从设计学视角，总结长沙主城区不同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的的形态与分布规律,并从空间可达性、空间管理、空间利益三个角度对其“公共性与私密性”展开讨论,分析作为“城市非正规性”构成之一的“城市非正规种植地”在中国城市更新中面临的困境与未来价值。研究将基于实地调研,提出一种三元辩证性质的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价值评估与去留转型体系,并提出此类被忽视的“城市死角”在日后作为城市和谐景观一部分的可能性转型路径,从而为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改善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周边景观及未来城市社区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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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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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据

一、实际调研——走访长沙城区内3个不同行政区划（开福区、雨花区、岳麓区）的近80处不同规模与形态的非正规种植空间。根据植株数量，将城市非正规种植地划分为城市大、中、小、迷你型种植空间4大类型，并进行了基于三个不同类型的参照物：“单个物体”、“道路”、“相对空间”，对长沙市主城区非正规种植空间进行了具备逻辑性的抽象性结构归类。研究在长沙市雨花区共选取2个大型、1个中型、1个小型及2个迷你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在开福区共选取1个中型、2个小型、18处迷你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在岳麓区共选取21处小型、30处迷你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调研涵盖4大城市不同规划区：长沙市老旧小区、2000年后新建高层小区、学校周边以及长沙市低矮棚户区。除了进行实地调研，研究还同时发放了线上问卷，主要针对雨花区圭塘河岸小区住户展开，共发放50份线上问卷，目的是了解城区中居民对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的个人认知与基本态度。

二、理论支撑——公共与私密空间的辩证法与历史概念回顾：公共空间，本质上可以拆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作为物质实在的，另一个是作为抽象精神的。作为物质实在的公共空间的判定方式是基于物理层面的规则，比如“一个人们日常生活互动的连接点”、“一种特殊的过渡空间”、“一个受限于默认的互动规则的空间”、“具备排斥性，抵制人的某些特定行为在该地段内发生的空间”等。由此可见，对作为物理场所的“公共空间”的判断，往往局限在对空间物理功能与规则的关注。而作为抽象精神的公共空间则涵义更为广阔，对“公共空间”的讨论进一步上升到更广义的精神文化领域。当社会政治范畴“公共”涵义的引入，“更多研究者将关注点放揭示实体环境中的物质空间同抽象的社会、政治空间之间微妙但重要的内在联系。”抽象精神上的公共空间，与其说是“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不如说是一种作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而存在。对政治经济学家而言，公共空间就是反对资本的集体消费空间。而伴随着文化转向，城市学者开始把公共空间理解为象征性的、想象的空间。政治学家本哈比（S . Benhabib）对西方政治哲学层面公共空间概念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文献研究,将公共空间理论归纳为三个主要思想模型:阿伦特（H. Arendt）关于公共领域（public realm）的哲学观点、自由主义者对于权力合法性的观点以及哈贝马斯（J . Habermas )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在社会学、城市学以及政治哲学中，对“公共空间”的讨论不仅是物理层面一种对实体空间的界定，也是上升到哲学与文化层面，对空间的复合功能与社会影响的探讨。由此可认为，“公共空间”具有物质实在与抽象精神纠缠的意味，而对当前城市非正规种植地是否是作为一种“公共空间”的存在，需要同时思考其空间上的物理属性与社会影响层面的精神属性，即判断“公共性”需要同时考虑其作为物质存在的场所特性和其背后所体现的空间精神。社会学家本和高斯在综合了西方学术理论中对“公共性（publicness）”与“私人性（privateness）”对解释，并提出了应对公共性问题，“不同的讨论都涉及到可达性（access）、经管者（agency）、利益（interest）三个方面。可达性即接近与访问的权力，对物质空间而言代表了进入和使用的权力。经管者指管理者的价值取向,它是为自身利益服务还是为公众服务,它的行为对其他人造成什么影响;利益是指最终为谁服务。” 而本研究将根据本和高斯提出的“可达性-经管者-利益”评价“公共性”的理论，从“空间可达性”（接近与访问的权利）、“空间管理”（管理者价值取向）、空间利益（最终为谁服务）三方面，分别探讨非正规种植地在物理层面和更广泛的社会精神层面的“公共性”与“私密性”。

三、论文创新点——借鉴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概念，建立新的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去留评估与价值转型框架：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将空间生产分为三个必要的相联系的维度，分别是：第一，代表了物质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属于对物理空间的实际感知维度，对应着物理空间价值指标。第二，代表了设计者规划师等群体对空间的抽象、概括和表征的“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属于对空间的精神构想维度，对应政策规划干预指标。第三，以及代表了空间实践和空间表象交汇点，即人类行为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历史层的“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属于对空间生活维度的评判，对应社会文化价值指标。

研究借鉴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即“空间的三元辩证法”对空间的划分逻辑，构建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价值评估体系。创新性地结合政策压力、物理韧性维度的因素，建构基于三个不同维度的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去留评估与价值体系。根据列斐伏尔空间生产三维度的理论，研究将这种三元辩证思维转化为实际的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价值评估体系。“空间表征压力”对应列斐伏尔的“空间表征”，涉及权力结构对空间的规划和控制；“社会价值”对应“表征空间”，涉及社区参与和文化记忆；“物理韧性”对应“空间实践”,与空间的结构稳定性和适应性有关。在三个评判维度中，政策压力（空间表征压力）与社会价值(表征空间)和物理韧性（空间实践）二者都呈现对抗关系。

研究认为，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的存续，取决于其物质改造力与社会意义能否共同对抗城市权力对“非正规性”的清除欲望。非正规种植空间的生存权取决于物理韧性和社会价值两维度能否成功对抗来自上层的空间表征压力。如若物理韧性加社会价值的总和高于表征压力，则该空间被保留并升级，若物理韧性加社会价值总和小于表征压力，则该空间被拆除但补偿。社会价值和物理韧性呈现互相影响的关系，非正规种植空间的物理特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居民心中可以发挥何种社会价值，而居民集体对非正规种植空间的情感文化层面的构想也反过来进一步影响非正规种植空间的物理形态。但空间社会价值和物理韧性二者与空间表征压力，即来自规划者、官方的压力形成了“正规性”与“非正规性”的对抗，当二者综合展现出的价值高于政策规划压力强度，则需要考虑非正规种植地的留存与进一步改善。

该框架创新性在于：第一，抽象理论的实践化转译。将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转变为可操作的评估维度；第二，价值评估体系的对抗性编码。该框架突破了传统价值评估以物理量化数据为核心的主张，凸显了非正规空间的政治文化意义；第三，框架自身的动态耦合性。该框架所建立的三个维度形成了“权力压制、物质抵抗、意义赋权”的闭环作用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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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结论

在原本的居住区公共区域、城市绿化带或界定不明、无人监管的空间之上建立种植地，是一种“反叛规划”并“反叛公共空间”的做法，挑战了当代东亚城市制度化空间生产和规划的垄断地位。它们证明了一般市民重塑城市的能力，与由国家控制的公共空间相反，这些自下而上的非正规种植行动提出了另一种场所营造的模式，体现了城市居民的主体性与行动力，城市使用者在政府颁布的政策下不断寻求机会。

对长沙市城区内非正规种植空间的研究表明：

(1) 长沙市主城区内的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现状正处于急需得到规划改善的状态。研究所调研的大多数长沙市主城区的非正规种植空间都处于可达性不佳、管理真空的自由生长状态。相较于国外很多地区形成的基于固定园艺社群的多功能复合的社区性、地域性城市种植空间，长沙市城区内的城市非正规种植地的发展还较为落后，无论是从空间景观美观度、组织与管理还有社会价值与影响上，长沙城区内的大部分非正规种植空间都仍处于未被重视与改善的现状中；

(2) 研究发放的线上有关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的数据问卷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城市居民并未对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展示出完全的排斥或厌恶态度，可见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并非引起“邻避效应”的城市空间，其可以在进一步规划与治理后成为城市景观的组成部分。数据调研结果显示有60%以上的受访居民认为非正规种植空间能够美化或部分能够美化社区环境，可见非正规种植地的“邻避效应”还较弱，大部分居民仍然认可其在城市中的存在。可见非正规种植空间已经融入居民日常生活，未来不能被彻底清除，而是应该将这种灰域空间更加规范化、让其发挥出更大的效用。故非正规空间与城市公共绿化带、公共绿地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不能一刀切地进行消除，而是应该考虑让其成为凝聚社区活力，聚焦异质性人群活动的公共场所；

(3) 研究发现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有一定的构成分布规律，可以利用这种规律对非正规种植地进行结构上的分类，并逐渐形成一套能指导辨认非正规种植地的类型学指导体系，结合非正规种植空间的三维度对抗性价值评估体系和类型学判定，可以较为全面地判断非正规种植空间的个性与未来发展方向。研究通过对城市老旧居民区、高层小区、校园附近、棚户区内部多个不同形态规模的非正规种植地进行了类型学划分，基于“某一具体物体、地面功能、相对空间”三个不同参照物，建立了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类型学划分方法，便于快速判断非正规种植空间的特征并形成相应的改善策略。研究通过对长沙城区非正规种植空间的类型学划分，判断出一些必须清除的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类型：占用公共绿化带型、路灯环绕型、行道树环绕型。判断依据是这些种植空间的存在严重侵害了城市公共绿化带或公共设施，并破坏了公共区域的美观度与整洁性。如果日后有针对这些类型的改造设计方案，这些类型或许会以新的面貌继续存在，但目前缺少实践案例。此外，针对贴墙型、街道转角型、占用人行道型，应该依据价值评估结果作出清除或改造的决定。

(4) 研究构建的“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三维度对抗性价值评估体系”是基于定性数据的，其主要是借鉴了列斐伏尔空间的三元辩证法，把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的认知划分为三个维度：空间实践（物质基底）、空间表征（权力规训）和表征空间（社会文化价值）。三者分别从不同层面分析非正规种植空间的物理韧性、政策规划及社会文化涵义，从而以更全面的视角发掘非正规种植空间的价值所在。研究建立的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价值评估体系也是基于该三元辩证逻辑，并且将空间表征（政策规划维度）与空间实践（物质基底）、表征空间（社会文化价值）二者形成对抗性关系，从而制定了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价值评估逻辑图，便于快速判断各种类型非正规种植空间的价值及未来发展去向。研究还划分了三维度各自不同的具体价值评估因素，但并未建立定量研究思路。

(5) 研究在第四章基于社会文化的视角对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的价值进行了再次审视与重新定义。首先，分别从空间实践、表征空间和空间表征不同视角对非正规种植空间进行了哲理性阐述，其次，将对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的价值认知划分为从两个层面，即物质实在与社会文化价值。创造性提出了“作为一种被展示的文化”的非正规种植空间的转型思路以及从物质实在场所到社会文化场域的非正规种植空间“双重赋魅”机制，为多维度认识城市非正规种植空间的本质创造了新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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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评语

汤子瑶同学的研究以长沙市主城区的非正规种植空间为对象，通过对长沙市主城区内不同类型非正规种植空间的实际调研，总结非正规种植空间的分布规律和特征，并基于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建立的评估体系，探讨非正规种植空间在城市更新中的“灰色空间”属性及其公共性转型潜力，对社区治理和城市设计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研究综合运用城市社会学、景观设计学等相关理论，提出了非正规种植空间作为“阈限空间”的文化意义，强调其作为农耕记忆载体和社区凝聚力媒介的潜在功能，为社区“柔性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展现了研究者较好的跨学科研究思维和综合科研能力。

——海军

03

作者姓名 王恩茹

论文题目 梁漱溟邹平实验中“村学－乡学”的组织设计研究（1930—1937年）

指导教师 韩涛、王子耕、张黎（外聘专家）

研究方向 设计与现代性理论研究

论文摘要

本文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为理论基础，采用历史社会学与组织设计交叉分析的方法。研究发现：“邹平实验”本质上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转型期提出的“非西方现代性方案”，既包含对传统治理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又体现保守性延续，即儒家礼乐制度重构与现代乡村共同体维系。其实验目标在于试图通过“政教合一”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建设性方案。通过“文化－人才－产业”三维组织设计框架分析发现：在文化维度，梁漱溟融合柏格森生命哲学与儒家伦理，构建“礼俗再造”的道德共同体；在人才维度，“村学-乡学”依托“乡村建设研究院”实施分类教育管理，形成“士绅－乡民”协同治理模式；在产业维度，通过“农业工业化”与“农业社会化”双重路径，创新“合作图存”的经济组织形式。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揭示“实验”视角下社会组织设计的动态特征，强调设计构想与实践反馈的交互作用，突破传统研究中的静态分析框架；第二，构建“文化传承－人才培育－产业创新”协同共生的乡村组织模型，为当代乡村振兴提供历史参照。研究发现，梁漱溟的组织设计并非单一化的制度规训，而是借助教育实现传统治理资源的现代转化，培育内生型治理主体，尝试调和农业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结构矛盾。虽然，“邹平实验”最终因战争中断，但其探索过程为中国乡村社会改造提供了独特的“第三条道路”思考，其“实验性”特征对当前基层治理创新仍具借鉴价值。

文章图谱

重要论据

第一章为理论溯源，从“组织”“乡村组织”“乡村组织设计”三个方面进行横向与纵向对比研究，目的是论述梁漱溟的“村学－乡学”组织设计的历史与理论依据。第二三四章分别从文化重建、人才建设以及产业发展三个角度展开论述。除了文献阅读，为获取一手材料以及切身体验，作者研究生三年期间多次前往邹平乡村进行在地实践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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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结论

本文从设计学的角度以1930—1937年梁漱溟邹平实验中“村学－乡学”的组织设计为研究对象，从文化、人才与产业三方面展开系统性解构。研究发现，梁漱溟的“村学－乡学”并不是一个传统方案的静态复制，而是一个在保持核心价值稳定基础上的，多次在“实践－理论”之间博弈的组织设计实验，构成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独特的社会设计范式。“村学－乡学”以文化重构为内核、人才培育为目标、产业振兴为基础的三维设计框架，本质上构建了一套乡村社会再生产的创新系统。

与以往学者研究不同，本文并未将梁漱溟的邹平工作视为一种具有目标导向的确定性特征“建设”，而是将其视为带有过程导向的探索性的“实验”，通过实践展开认知迭代，内嵌着包括构想与现实实践、方案的调整与落地在内的设计逻辑。重读梁漱溟的文本可以发现，邹平的实践从发愿到七年在地工作，再到最后的失败，中间经历了“构想－实践－反馈－修正”的动态循环，具体地说，从在广西参与工作到邹平实验县再到菏泽、济宁实验县的空间转移过程，在邹平从乡农学校向“村学－乡学”的制度嬗变，无一不体现着他的非线性社会改造逻辑。1931—1937年间，教育机构的功能定位从单一的文化传导，逐步演变为集基层治理、经济合作、文化教育于一体的综合载体，“实验”过程本质上是社会实验参数的持续优化，是一种设计思维的体现。

本文所谈论的设计不是物质文化的设计，而倾向于非物质化的结构设计，这种设计实践超越了器物层面的物质创造，直指社会组织关系的重组与价值网络的重塑。尤其是新学科发展下作为交叉学科的设计学要求我们跳脱传统设计学的视角，进入系统的整体的设计思维的建构。梁漱溟也曾多次提到“村学－乡学”是一种设计，而他说的设计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也就回应了作为动词的“设计”，即“设计是人类改变原有事物， 使其变化、增益、更新、发展的创造性活动。设计是构想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它涉及人类一切有目的的价值创造活动。”相较于传统设计学对形式与功能的关注，梁漱溟的乡村组织设计更契合当代社会设计理论中“系统介入者”的定位，其通过“村学－乡学”建立的文化认同机制、知识传递网络与经济互助体系，本质上是在进行社会资本的拓扑学设计，这种将儒家伦理与现代组织原则进行创造性转译的尝试，为设计学参与社会创新提供了历史性注脚。在这一前提下，本文通过对梁漱溟文本的解读以及亲身实践的方法理解、分析、梳理他在“村学－乡学”中的组织设计实践活动。因此，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村学—乡学”作为一个嵌套式组织网络，“村”与“乡”从原本的一元的自然地理单元变成“二元”结构的社会行政单元，反映了功能分工与层级联动，梁漱溟通过“学”，将“村”与“乡”凝练成一个系统的社会组织，在这里，“村学”是“乡学”的“细胞”，“乡学”是“村学”的“中枢”，“村学”以自然村为单位，聚焦个体与家庭的改造，“乡学”则以乡镇为范围，承担区域整合与政策对接功能。在这样一个涉及社会结构、文化认同和伦理价值等多重维度的复杂的组织，要整体设计，系统推进。梁漱溟试图在保守与革新之间架起桥梁，寻求一种能够适应中国特殊历史与文化背景的社会组织模式。在“村学－乡学”中，文化、人才、产业构成了一个乡村组织设计的三元框架，即，以文化为灵魂，驱动价值认同；人才为目标，推动可持续发展；产业为基础，激活经济动能。

这场以“村学－乡学”为主线展开的“实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这个“实验”不仅是对中国乡村社会组织结构进行的一次大胆探索，也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乡村发展路径的实验性介入，当然，梁漱溟也存在他的时代局限性，尤其是在面对乡村的复杂性时，过于强调文化与伦理的内在作用，未能充分预见经济社会发展与地方需求之间的现实矛盾的问题。然而，虽然7年实践最终以不可抗因素而告终，但是他也向我们揭示了乡村组织设计的时代命题，即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文化传承、经济公平与人才活力的协同共生。当代乡村设计需以历史为镜，在系统思维中包容矛盾，在动态平衡中寻找创新——让乡村不仅是“乡愁载体”，更是“未来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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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评语

如何基于设计学视角，重解近代乡村社会建设背景下梁漱溟邹平实验之于当代的新启示？这是王恩茹系统梳理完所有相关文献后所产生的困惑以及所关心的议题。她的研究以三年中多次长时段邹平调查与田野实践为基础，以“村学——乡学”的“组织设计”为问题轴心，辩证性解析了梁漱溟在“文化重建”“人才培养”“产业协同”三条路径的复杂历史逻辑。她的研究不是常见的线性“理论—应用”模式，而是在“理论与实践”之间，重新架构起反复折返的矛盾性张力：一端将“传统构想如何在实践中自行变形、反馈、再构”的历史逻辑作为研究内核，一端将“系统调试—多轮反馈—跨界转译”的设计学思维作为研究方法，由此，探索了一种应对中国乡村复杂个案研究的“嵌套裂变”模式：既是理论启动实践投射，也是实践逼迫理论裂解，再后，是理论反过来再次调试实践，直至整个“乡村建设”，变成一个不断自动调节的复杂系统。

——韩涛

04

作者姓名 何理达

论文题目 抖音平台的结构研究

指导教师 韩涛、王子耕、张黎（外聘专家）

研究方向 设计与现代性理论研究

论文摘要

【问题】近年来，抖音深刻塑造着当代人的娱乐方式、信息环境和消费习惯，比任何一种历史风格在当下更加深入人心。抖音作为一种媒介形式被误认为无法用设计学进行整体分析。然而，当抖音一旦被看作是具有抽象结构的数字平台，也就可以采用交叉学科的视角来对其重新理解。据此，我们可以将抖音平台的结构问题化，来拆解其技术内核、资源外延与商业目标的建构逻辑与运作规律。

【目标】本文将抖音平台分为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场景结构三大团块，并借鉴本杰明·布拉顿的堆栈分层逻辑：以算法技术、界面技术来阐释“技术结构”，以资本组织、认知组织来阐释“组织结构”，以生产场景、消费场景来阐释“场景结构”，从而形成了理解抖音平台的六层方法。

【结论】对抖音的理解需要超越数字公司、移动应用、媒介载体的视角，需要将其看作一个具有结构性的数字平台。抖音平台是一个大套小、多层的垂直结构，它具备三个特征：第一，技术结构是内核，不仅是大结构的动力，同时也映射着整体的运作逻辑；第二，组织结构是界面，用技术逻辑吸纳着全球的金融资本与认知资本，成为了技术结构的直接外延；第三，场景结构是生长载体，决定着抖音平台的时空广度以及渗透密度的能力。它不仅沉积了西方70年代以来的技术与经验，也融合了从殖民、产业、金融、数字不同类型的资本积累特质，形成了对当代生活更为复杂且精密的渗透与异化方式。本研究不仅为设计学视角的数字平台研究提供了参照，也为数字平台的规制思路提供了价值。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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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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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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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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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评语

兴起于21世纪第2个十年的“抖音平台”，不仅已经成为一种统摄中国大众娱乐生活的精神媒介，更已经成为一种作用于全球数字生活的“感知封装结构”。对此，能否基于设计学视角，协同设计学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两种资源，建构一种兼具经验密度、结构深度、学科跨度的分析框架？——这大概就是何理达三年研究生活所试图探索的方向。基于建筑学本科、互联网公司工作、设计与现代性研究多重交织背景，他对“抖音平台的结构研究”，并未止于数据、算法逻辑及其用户行为，而是将触角深入至那些未被表述的资本控制层级与历史编码逻辑。通过追溯加州意识形态思潮的中国化投影及其理论逻辑，批判性吸收布拉顿的六层“堆栈”理论框架，何理达将抖音平台解析为一个层叠交织“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场景结构”的三重巨构系统，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穿透数字迷雾”与“技术考古学倾向”的研究成果——这为我们批判性解析“当代资本逻辑在数字场景中的结构性凝固物”——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理论内化思路。

——韩涛

05

作者姓名 宋瑾

论文题目 垂直制图的关键特征研究

指导教师 韩涛、王子耕、张黎（外聘专家）

研究方向 设计与现代性理论研究

论文摘要

“制图”一开始就是垂直关系和水平性表达的嵌套，却在制图学的发展中逐渐丢失了垂直维度。然而在今天的数字时代，水平制图已经无法理解与表达当今世界的权力、技术和社会，“垂直性”再次浮现，成为理解当今世界复杂性的一种不可忽视的视角。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组合概念——“垂直制图”，主要回答四个问题：1.什么是垂直制图？2.为什么要研究垂直制图？3.垂直制图是一种设计制图方法的垂直向度深化，还是一个被设计学本体遗忘的重要维度？4.垂直制图的关键特征是什么？

研究中，首先通过梳理政治哲学、地理学以及设计学领域的相关文献，得出本文对垂直制图的总体定义，并主要通过分析三个典型个案：巴克敏斯特·富勒的实验性地图设计、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全球概览》以及谷歌数字地图，分别从物理空间、信息空间和数字空间三个维度揭示垂直制图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潜力。

研究发现：1.在物理空间，水平性将地理信息压缩为二维表达，是传统制图学的基础范式，也是人类认知地表空间的起点；垂直性是对水平范式的反思与超越，强调空间的多层次结构和地下、地表与太空的垂直关系；透视性则是一种动态的认知策略，强调从多尺度、多角度切换视点，使得那些在水平制图中被压缩和遮蔽的信息重新浮现。2.在信息空间，封闭体现在信息系统的边界性和独立性，它并非一种缺陷，而是为后续的开放性和控制性提供结构支撑的必要阶段；开放性作为对封闭性的超越，打破了信息系统的边界，强调信息的的跨平台流动与共享；控制性是垂直制图的核心调节机制，在信息的封闭与开放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并强调制图作为一种信息系统动态建构的过程。3.在数字空间，隐匿性体现在数字地图基础设施的架构及其运作方式，它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也关乎社会权力结构；显现性指向数字地图用户端如何被塑造成可见的交互界面，既涉及信息的可视化，也隐含平台如何引导用户行为；治理性则体现了垂直制图通过数据的可编辑性，在实时决策和社会治理中所起的作用。

这三个层面和九个关键特征彼此关联、递进，展现了垂直制图从空间再现到信息处理再到技术治理的复杂关系，构建了多层次的整体框架。为设计学本体补充了一个具有重要当代价值的研究维度，也为应对全球化与技术治理带来的复杂挑战提供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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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图谱

重要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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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结论

导师评语

水平性被显现在信息制图表层设置，垂直性被压制在组织结构底层，这正是当代数字技术治理逻辑的隐匿性本质，也是设计学以“垂直性”路径重返自身本体维度的一个机会——这也是宋瑾《垂直制图的关键特征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一研究转向不仅是视觉结构的调整，更是一种治理语言的再分配机制，从而让设计学对“空间”不再仅仅承担表达功能，而进入编排与拆解的政治地带。宋瑾的贡献在于将这三层垂直结构非线性串联，通过“封闭性—开放性—控制性”、“隐匿性—显现性—治理性”三重结构叠加，使“地图”从展示装置转变为制度感知的形态重组工具：从传统地图对三维世界的二维压缩，再到“垂直制图”作为多层级重构对这一压缩性逻辑的矫正，后到揭示制图本身的知识抽象性与权力不可见性——宋瑾的三层级分析不是地理信息学的补丁，而是设计学内部权力/知识再分配的考古式反省，最终为设计学本体补充了一个长期缺位的“结构维度”。

——韩涛

06

作者姓名 许梦伊

论文题目 恒常与和谐的世界——论蒙德里安空间概念的发展及对设计的影响

指导教师 周博、朱橙、Sarah Teasley（外聘专家）

研究方向 世界设计历史与理论研究

论文摘要

荷兰风格派的核心人物蒙德里安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抽象派画家之一。他通过创立“新造型主义”理论，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绘画的传统认知。蒙德里安以黑白灰和三原色的色块及简洁的水平和垂直线条构建出具有节奏感的画面结构，极度简化了具象形态，突破了传统绘画对透视和真实空间的依赖。本文着眼于蒙德里安对空间概念的探索、理论发展脉络和基于理论的具体实践。蒙德里安艺术理论的核心是对“新世界”的认识和追求，而空间概念则是这一认识的基础，他理想中的空间与艺术一样，是恒常的、稳定的、和谐的、具有普遍的美的。他把世间的万物看作一个和谐的整体，而空间是其中的基础构成。蒙德里安首先颠覆了绘画中的透视幻象，将传统的学院派绘画元素简化到二维的空间，又通过造型的微妙调整进行对二维的空间理解，最后从二维空间回归到如舞台、工作室这样的三维空间的设计。无论是建筑设计、室内设计等与空间直接相关的领域，还是时尚设计、平面设计、产品设计等看似无关的领域，蒙德里安的空间概念都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理论支撑。

文献综述

“空间”问题在蒙德里安的艺术体系中是一个不容被忽视的问题，然而国内外对于蒙德里安的空间概念研究甚少，少部分论述中有零散提及，却没有系统的梳理，更没有联系设计领域对其进行理解，因此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关于这个选题，可以获得的一手材料相对丰富：哈里·霍兹曼（Harry Holtzman）与马丁·S·詹姆斯（Martin S. James）整理编辑的《新艺术-新生活：蒙德里安文集》（The New Art -The New Life: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Piet Mondrian，1986）整合了蒙德里安的文稿，其中还包含他在信件、草稿和便签上的随记，以及部分未曾出版过的内容，其中很多都有关空间概念。乔普·M·乔斯滕（Joop M. Joosten）和罗伯特·P·韦尔什（Robert P. Welsh）编辑的《蒙德里安档案全集》（PIET MONDRIAN: Catalogue Raisonné，1998）出版于1998年，以时间为线索，事无巨细地整理了与蒙德里安有关的事情，包括成长环境、家庭成员、求学经历、居住地址、画作参展情况、与友人的信件、私人笔记等内容，是蒙德里安全面而具体的档案资料。《造型艺术与纯造型艺术》（Plastic Art and Pure Plastic Art: 1937 and Other Essays, 1941-1943, 1945）一书收录了蒙德里安的多篇重要文章，其中《走向现实的真实愿景》（Toward the True Vision of Reality）是蒙德里安艺术风格发展的自述，短小精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反映蒙德里安风格演进的绘画作品资料和图像则可以在荷兰、美国等地的博物馆（荷兰海牙市立美术馆、荷兰克罗勒-穆勒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等）官网获得，也有前人研究作为基础；关于工作室的资料，有蒙德里安的继承人哈里·霍兹曼在蒙德里安去世后对其纽约工作室的图片记录，也有泰特美术馆对巴黎启程街工作室的重建及展览作为主要参考。

其他相关资料：

描述蒙德里安艺术风格的专著：米歇尔·索弗尔（Michel Seuphor）的《皮特·蒙德里安：生活与工作》（Piet Mondrian：Life and Work，1956）维森贝克（L. J. F. Wijsenbeek）的《蒙德里安》（Mondrian，1968），雅费（Hans L. C. Jaffé）的《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985）等

研究风格派的专著：雅费的《风格派1917-1931:荷兰对现代艺术的贡献》（De Stijl 1917-1931：The Dutch Contribution to Modern Art，1956），保罗·欧维瑞（Paul Overy）的《风格派》等

有关蒙德里安工作室的研究：《蒙德里安和他的工作室：空间中的色彩》（Mondrian and His Studios : Color in Space，2014），戴歇尔（Susanne Deicher）的《皮特·蒙德里安1872-1944:空间结构》（Piet Mondrian 1872-1944: Structures in Space，199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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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图谱

重要论据

蒙德里安发表过很多篇文章对绘画中造型的原则进行总结：“在绘画中，你必须首先尝试看到构图、色彩和线条，而不是作为再现的呈现。然后，你最终会意识到主题是一种妨碍。”[1] “整个作品必须只能是造型关系的表达，特殊性必须消失。”[2]这种认识贯穿了蒙德里安的艺术生涯，从学院派时期的绘画开始，他就在努力透过特殊的表象寻找一般性的造型本质——他需要去除导致特殊性的具体主题、简化造型、并且寻找造型之间一般性的关系——这种对于一般性的寻找也促成了他对空间的认识与构建。

图1 《红树》

布面油画，70×99 cm， 1910

图2 《灰树》

布面油画，78.5×107.5 cm， 1911

图3 《开花的苹果树》

布面油画，78.5×107.5 cm，1912

并列考察蒙德里安的一组以“树”为题材的作品，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画面中形式与空间的表现有着明确进化过程。在蒙德里安立体主义时期的作品中，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树开散的枝丫可以在空间中形成一个网状结构，这成为了蒙德里安解决空间问题、使透视幻觉空间变得平面化的切入点。《红树》（Avond: The Red Tree）（图1）《灰树》（The Gray Tree）（图2）《开花的苹果树》（Bloeiende Appelboom）（图3）分别绘制于1910年、1911年和1912年，蒙德里安对“数”处理方式的渐进不仅表现在造型上，更表现在空间上。《红树》的色彩仍然是浓烈的，利用具有冲击力的火红和钴蓝色，彻底打破自然主义风格。树叶稀少，树枝在空中延伸，相互交织，而背景几乎采用了单一的蓝色，只有下方的地面加入了少许黄色和橘色，而这些颜色由于树枝上残留的树叶颜色所相呼应，因此被拉到同一个平面，使整体看起来空间纵深感十分薄弱。《灰树》完全抛弃了色彩，只用黑白灰的明暗关系来表达造型。树枝的形状也被抽象了，用粗细均匀的黑色线条表示，其弯曲的角度也被进行了整合，像是一些相似的弧形的集合。背景采用灰白色，但并不用透视的逻辑来安排色块，而是不同明度的灰色均匀分布，使空间溶解在同一个平面。一年后的《开花的苹果树》更进一步，相比于灰树，这幅画的写实性更弱，也有意隐藏了笔触的痕迹，进一步强化形式的抽象。画面的重点集中在一个椭圆的范围内，四角几乎是空的。椭圆形的构图更能展现出将力量汇集于中心的态势。色彩在此得到了稍许的回归，但都是浅淡的粉色、蓝色和黄色，而没有了之前野兽派风格的高饱和度色彩。树枝的线条更加清晰，其相交的姿态明显形成了一个个类似的杏仁状，成为了相似的单元，这似乎是蒙德里安后续模块化构图的前身。从这三幅画的造型发展，可以看出具象到抽象的转变，看到透视的幻觉空间在此之中一步步消解为平面，而树枝是蒙德里安所利用的重要媒介。在《红树》和《灰树》中，提示空间的地平线仍然明显存在，而在《开花的苹果树》中，原本地平线的位置变成了与树枝相似的断裂的弧形线段，从而将环境与主体物连接，更加减弱空间的深度感。

图4 《进化》油画，178×85 cm、183×87.5 cm、178×85 cm，1911

1911年，蒙德里安绘制了《进化》（Evolutie）（图4）三联画，画中描绘了三个由几何线条勾勒的神秘蓝色人体——或是女性，或是雌雄同体的生物——是蒙德里安对于高级存在的认识与探索。画中的“进化”并非缓慢的，而是企图通过对心灵的直接激发，获得快捷的结果。三幅画只有中间的人面冲观者，仿佛得到了某种精神的启示，提示生物的进化会被纯粹的精神进化所取代。右侧人体两旁画有六芒星[3]，是宗教中的经典图像。两个象征性的三角形的结合便象征着生命繁衍的原理，也是融合与圆满理念的象征性表达，象征着对立因素的冲突与平衡，是创造世界的力量。[4]这就和画中所展现的进化历程一样，通过某种过程，人得到了精神上的升华，但在画中，这种过程是与身体性别与交互无关的，而是一种自我的确证。除了六芒星之外，这幅画中还多次运用了三角形，例如左边的人物乳头和肚脐用倒三角表示，中间和右侧的人物则是正三角。这些形状与后续蒙德里安新造型主义中所总结出的形状并无直接关系，但提供了一种“几何形状与哲学本质对应”的先声。蒙德里安受神智学影响的作品由于重点在于其寓意，因此写实性便自然而然地退居其次，也就更加有了利用抽象进行表达的合理性。精炼的绘画语言还可以减少冗余的感官刺激，突出了精神层面的抽象力量。通过消除透视和三维结构，蒙德里安的画作使观者能够聚焦于抽象的几何形状、色块和线条，仿佛将观众带入一个超越物质的、更加精神化的世界。在这组三联画中，外侧的两幅画面位置较低、中间的那幅较高而被强调出来，三部分保持分离，从两则向中间逐步发展，使整体的视觉冲击力超越单个元素。中间的人面冲观者，仿佛得到了某种精神的启示，提示生物的进化在某个阶段会升级为纯粹的精神进化，通过对心灵的直接激发，获得快捷的结果。这种通过画框相对位置的安排而产生的效果，考虑到了画作与人在真实空间的联系。这是宗教有关的艺术所具有的特殊之处，它们因为需要实现具体的功能而在空间中处于特殊的地位。在蒙德里安随后的作品中，画面与真实空间的互动也常常存在，这与神智学给他带来的影响不无关系。蒙德里安所要表现的世界的本质，是一种类似于宗教性的教导，因此必然会考虑在真实空间给观者带来的实际影响，这呼应了蒙德里安后续工作室中的画作悬挂方式。

图5 《百老汇爵士乐》

布面油画，127×127 cm，1942-43

图6 《纽约城》布面油画，119.3×114.2 cm，1942

在纽约，蒙德里安最有名的作品是《百老汇爵士乐》（Broadway Boogie-Woogie，1942-1943）（图5）和《纽约城》（New York City，1942）（图6），这与之前成熟的造型构图十分不同，无论是色彩还是色块，都更加的热烈和灵动。洛克尔（J. L. L. Locher）将画中采用的形式和纽约的城市生活特征联系起来，认为“激烈舞动的色彩和支离破碎的线条网络的活力无疑反映了纽约市充满活力的生活”[5]。爵士乐是蒙德里安新造型中所类比的一种媒介，1943年，蒙德里安在采访中表示：“我认为真正的爵士乐与我在绘画中的意图是一致的：旋律的破坏相当于自然外观的破坏；通过纯粹手段的持续对立构建动态节奏”[6]，他所强调的仍然是“破坏自然的形式”与“动态对立平衡”。《胜利爵士乐》和未完成的《百老汇爵士乐》都是融入了爵士乐因素的新造型视觉表达，谈到《胜利爵士乐》的创作，蒙德里安表示：“造型艺术表达的不是空间，而是通过形式与色彩的对立，表达空间中的生命。”[7]这种对生命表达的追求，让他的抽象画由冷峻变为活泼，然而这里的空间意味着什么？它不是表达的目的，而是生命的载体存在，适当的空间，才能承载和表达理想中的生命形式。

伊塔洛·托马索尼（Italo Tomassoni）认为，蒙德里安在纽约绘制的作品，表现了“重叠的平面空间”：从《纽约城》的色带交织中，可以看出线条的交叉层叠关系。蒙德里安认为：“平面，通过它们的尺寸[线]和它们的值[颜色]，可以描绘空间，而无需通过透视的方式在视觉上表达空间……高度和宽度的尺寸彼此相对而不需要缩短，而深度通过平面颜色的差异表现出来。”[8]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于画面内容和维度丰富性的追求，并不是一味的简化，而是想在确立恒常稳定的元素和构图逻辑的基础上进行多样化的造型。他认为在二维平面上同样可以表达多维度的空间，且不需要传统的透视方法，追求一种内在的平衡与和谐，而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直接模仿。《纽约城》中的抽象语言是规整的，将前后关系压缩入同一个平面空间。虽然仍保持二维平面，但这种交织导致了一种视错觉的存在，将画面的维度进一步扩展了。这与透视所构成的幻觉空间不同，即使有几个平面并行，这些平面也仍然都是平面，这是可以被看作是平面的进一步丰富强化，而非退回到三维幻像的表达。

图7 蒙德里安位于巴黎启程街26号的工作室，保罗·德尔博摄影，1926年

图8 泰特美术馆重建的蒙德里安巴黎启程街26号的工作室

绘画作为蒙德里安眼中最自由且最灵活的艺术形式，成为践行“新造型”理念的先锋。然而，蒙德里安的目标不仅限于绘画，他更关注如何将这种理论延伸至真实生活与空间中。

1926年德尔博所拍摄的照片（图7）被泰特美术馆用来复刻重建蒙德里安的巴黎工作室（图8）。可以看到，工作室墙上挂了蒙德里安不同时期的许多画作，其中与环境结合最紧密的是悬挂于门上方的《构成2》（No. VI / Composition No. II，1920），画面中的深色色块好像有一种从左上到右下的动势，至右下角，画面中的方格仿佛“流向”了画室的墙面。这些墙面的色块与画中的色块满足了同样的模数关系，证明他们的统一性。两块镜子的加入成为了空间中一个不确定的变数，反映着对面墙上的色彩，而在不同角度观看，所看到的色彩是不尽相同的。根据罗尔的描述，他认为小块镜子的加入赋予了墙面以“哑光光泽”（matt sheen），可能是因为镜面反射，使色块图像不那么清晰，从而增加了层次感。综合这几幅画的关系，维佐雷克（Marek Wieczorek）认为，“平面的构图从这种网格的限制之中释放出来，并且这一特点在工作室的墙上得到了强化”。[9]以《构成2》为中心的这一局部，展示了一个将“新造型主义”绘画延伸入真实空间的范例，然而这仍局限于同一个墙面上的平面，是二维画面的扩大，非向三维扩展。

沙发背后墙面上的色块，没有任何成熟作品的辅助，完全是独立构成的关系，但整体看来，整面墙却像是一幅新造型主义作品一般，与上方的两幅画作仿佛呈并列的关系。黄色色块是视觉的中心，长度与下方白色与黑色的色块合起来的宽度一致，下方红色面的柜子也有着同样的宽度。这是一种基于网格的模块化设计思路，并且从二维过渡到了三维之中。黑色块左下角的顶点连接着一个大的深灰色色块，其范围将沙发的长度纳入其中，沙发就像是从大深灰色块里“长”出来了一样。然而在沙发靠背上，出现了房间中难得一见的曲线，具体意义为何有待考证，可能是一种折中的处理。[10]这面墙中的造型延伸入了三维的空间，平面的色块与具有立体体量的家具产生了关系。然而平面性仍然是蒙德里安所坚持的，这面墙上的红色，有柜子、沙发靠背和扶手的一个面，以及大深灰色块附近的两小块红色，它们都面向着同一个方向，只不过因为下方基底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高度，三维元素在空间中并未完全跳脱二维的框架，而是通过高低错落的方式呈现出统一的构图逻辑。

在蒙德里安的世界观里，世界中的万物都属于一个整体，而空间作为其中的基础构成，其本身有着自洽的整体性，其中所包含的内容也应与整体共融。从形式上看，“透明性”与“流动性”是整体性多维度的体现。“透明性”指的是同一空间中不同坐标系统的交叠，使得不同层次的空间共同存在，在视觉上富有层次感、多义性和丰富性；“流动性”则是指突破传统边界的开放灵活的空间布局，这样的空间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和更强的适应性。超越形式之外，实用的空间还应考虑功能性的存在。功能与审美的相辅相成同时也是整体性的要求，它们作为平等的元素共同构建了全面的整体空间。功能性满足了实际使用的需求，而形式感则提升了空间的情感价值与审美体验，两者相互作用，使空间的整体性得到充分发挥。

图9 加歇别墅模型

1.透明性——加歇别墅（Villa Stein-de-Monzie）（图9）

围合建筑的墙面并没有构成传统的封闭式空间，而是在通透的框架之中保持构件的活力，通过相互的遮挡关系让空间在视觉上保持渗透感，使建筑整体呈现出一种层叠和交错的空间关系。从剖面图可以看出，水平的层次被垂直的空间切断，楼梯的转角成为了水平的坐标系与垂直的坐标系共享的空间。二层侧面的玻璃门结束了水平的带状长窗，同时暗示玻璃窗后存在另一个与之平行的界面，这种暗示被缩进的底层墙体和顶部的自由墙片进一步强化。科林·罗认为，“此处透明性并未以玻璃窗为中介，而是通过唤起我们的一种感觉，即‘互相渗透但在视觉上不存在彼此破坏的情形’。”[11]透明性概念的引入，使得建筑和绘画从传统的单一透视结构发展为更为复杂的空间组织方式，从而在视觉上更加开放、更加富有层次感、更加具有可能性，使观者能够在多维层面上感知空间的多义性和丰富性。

图10、11 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德国馆（1986年重建）

2.流动空间——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德国馆（Pabellón alemán）（图10、11）

这座建筑整体位于一个4英尺高的石砌平台上，主厅和附属用房两部分建筑彼此相对独立，但是被同一堵大理石墙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有机流动的空间关系。主厅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承重墙，其承重结构由8根十字形截面的钢柱构成，而所有的大理石墙和玻璃隔断则完全摆脱了承重的职责，因而能够自由灵活地设置，根据设计的需要划分内部空间。墙面从地面直通天花板，线条干净利落，呈现出清晰而明快的结构逻辑。建筑没有繁复的装饰，但通过精心选择和处理材质来彰显其独特的美感：地面铺设灰色大理石，外墙采用绿色大理石，而主厅内部的一面隔墙则选用了质感独特的条纹玛瑙石。此外，玻璃隔墙也分别使用了灰色和绿色两种材质，进一步增强了整体的视觉效果。[12]

图12 罗金街区设计图

3.功能与审美——罗金街区（Roin）（图12）

凡·伊斯特伦观察到当时的城市现状不尽如人意，“城市中的专注和放松、噪音和沉默、运动和安静、滚滚烟囱和晴朗天空的交杂，造成了不一致的功能的混乱。”[13]因此他认为应该通过提供空间秩序来消除这些混乱对比的负面影响。1924年，伊斯特伦提出了“视觉功能主义”（Visual functionalism）的概念。他认为空间形态是由不同的功能决定的：购物、居住、会议等功能对于设计师来说必须成为抽象的，以便将它们融合成一个单一的、集成的视觉概念。他还将建筑元素视为抽象概念，作为动态和静态功能的体现——支撑物为线条，墙壁为表面。“空间和建筑的功能如此抽象，现在可以同时管理和控制，并尽可能清晰地包含在囊括这些功能的形式中。最终的建筑形式并不描绘其功能，也不将统计转化为美学，而是功能的‘直接而纯粹’的体现：功能被描绘。”[14]伊斯特伦认为设计师应当把“功能”转化为抽象的、形式化的“元素”，以便将它们整合到一个连贯的空间和建筑语言中。伊斯特伦的目标是使得空间和建筑的功能既清晰又简洁地呈现出来，不通过装饰性或象征性手法，而是通过功能本身的“直接而纯粹”的表现。这种功能-元素的转化受蒙德里安影响很大，伊斯特伦所说的“支撑物为线条，墙壁为表面”，正如蒙德里安的画作中，线条和色块成为构成视觉结构的基本元素，它们不再是具体的物体，而是功能和秩序的体现。最终，建筑的形式不是为了展示其功能的外观，也不试图将功能转化为美学，而是让功能本身成为形式的核心，体现出功能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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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结论

蒙德里安的空间概念随着他个人抽象绘画风格的发展而逐步成型，呈现出逻辑清晰的演变轨迹。他的“新造型主义”绘画在各个层面对平面空间进行探索，其重要贡献在于用网格界定了稳定的坐标系，进一步用层叠的关系拓展了平面的维度。蒙德里安野心勃勃地认为“新造型主义”可以是通行于任何领域的法则，试图通过一种极简的抽象形式来掌控世界万象，绘画中的探索只是他改变世界的第一步。然而，当这些理论延伸到实际空间设计——如工作室装潢和伊达·比纳特沙龙的色彩设计——的时候，虽然蒙德里安采用了多种方式，例如将色彩整合与统一、将绘画延伸入墙面装潢、将平面元素转化为建筑元素，但其整体表现却显得有些乏力。尽管如此，蒙德里安仍然为理想的空间的建造提供了完整的理论构想，他的空间概念是基础性且具有普适性的，意味着具有被解读的潜力，为后人对理想空间的进一步探索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恒常”与“和谐”是蒙德里安空间概念的关键词，后世的设计师们用具体的实践对其进行了回应，依托其精神内核而丰富其具体价值。蒙德里安的理论并不特立独行，而是代表了一种时代共识，因此他的艺术和理论会长时间受到大量的追捧。具有研究价值的理论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逻辑的自洽，而是它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力，以及在后世的解读中生发出多少有价值的内容。

具体来说，由“新造型主义”延展出的空间概念直接对建筑设计领域产生了影响。蒙德里安工作室装潢的几何与原色的形式被直接借用，发展为很多现代建筑的基础元素，成为搭建“恒常”空间的基础。现代建筑的形式又在“和谐”与整体性的理论要求下，发展出“透明性”和“流动性”的特征，且注重功能与审美的结合，进一步确证了使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在平面设计领域，“新造型主义”绘画让平面的空间表现力得到了广泛认可，使平面设计成为一种既精炼又能够表达复杂内容的媒介。在服装设计领域，蒙德里安的形式语言被引用，启发了服装设计师塑造现代性的人体“空间”，使人反思人的社会定位和自我价值。

蒙德里安思想的生命力还在于它作为大众文化的广泛影响。当这一理念不再仅仅局限于艺术精英群体时，它便获得了更广泛的理解和接纳，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艺术到设计，从理论到实践，蒙德里安的空间概念持续影响着各领域设计的发展，成为现代设计与艺术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这种跨越艺术媒介和接受群体的诠释链证实：真正具有奠基性的理论从不是封闭的真理，而是持续生长的有机体，其价值恰在于每个时代都能从中开采出契合当下语境的智慧矿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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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评语

本文探讨了蒙德里安空间概念的发展脉络以及对现代设计的深远影响，选题小而精当，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作者以空间概念为切入点，把握住了蒙德里安相关理论的内在核心，并以此为立足点研究其对现代设计的影响，展现了艺术史研究思维向设计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化。蒙德里安的思想较为艰深，为了做好该研究，作者阅读了大量外文文献和国内外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基本做到了内容扎实，论述有理有据，是一篇不错的硕士学位论文。

——周博

07

作者姓名 陈珊珊

论文题目 厅堂—— 一个传统公共空间的现代转型研究

指导教师 周博、杭海、郑岩（外聘专家）

研究方向 中国设计文化研究

论文摘要

本文选题聚焦于中国现代公共建筑中的厅堂空间的转型研究，研究路径兼具历时性与类型学的双重考量，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个重要时代节点为线索，采用个案研究的形式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厅堂空间类型展开讨论。全文围绕以下核心问题展开：新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分别产生了哪些新的厅堂空间类型？这类空间的转型过程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之间的关系？即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现象如何影响并塑造厅堂空间。本质上是对厅堂结构转型背后，不同时代社会文化观念及人的生活方式变化的探讨。

论文主体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对传统厅堂空间的概念原型进行了归纳，并以广州中山纪念堂为例讨论了民国时期的探索，展现出厅堂空间由封建礼制的规训空间到传播民主思想兼具纪念性的宣讲空间的转变；第二部分“人民的厅堂”，以人民大会堂中的厅堂空间为例，讨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政治文化空间，如何在“人民性”这一政治概念影响下进行设计探索；第三部分“资本的厅堂”，以新中国第一批五星级宾馆中花园酒店的大堂空间为核心，讨论资本在这一时期对厅堂空间影响和制约力；第四部分“消费的厅堂”以侨福芳草地商业中心的中庭空间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建筑空间作为新型厅堂空间类型，在消费主义影响下所呈现的空间模式与特征。各章节内容之间是递进中有并行的关系，每个个案既具有时代特性，同时又有成为某一空间类型起点的典型性。

本文认为，厅堂这一传统公共空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是新空间对旧空间的替代，新的空间类型取代了旧有空间的主导地位，但原来的空间类型仍在生产。这种转型是在社会文化、政策、经济需求的变化的基础上，中国现代社会大的历史转型的展现，是政治文化变革及经济发展需求的时代缩影，不仅展现了文化传统在当代语境中的转化过程，还揭示了空间与社会文化、政策、经济和技术的复杂关系。

文献综述

关于文献综述及研究现状的分析，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搜集和整理工作，包括：厅堂空间研究、室内设计史研究、设计个案及专题研究、关于空间与文化结构研究等。

1.厅堂空间研究：对于厅堂空间的相关研究的搜集，目的是对厅堂的概念的明晰，关于厅堂室内陈设及文化结构层面的相关文献，有助于对各类厅堂进行了细致的了解。2.室内设计史研究：有关设计室内史论类的研究给本文提供了大的时间脉络和线索感。3.设计个案及专题研究：以专题的形式对设计师或设计个案进行单独研究的相关文献，以时代亲历者的视角，还原了室内设计的发展过程，这些学者和设计师都是室内空间设计的亲历者，可以提供诸多专业性的知识和研究材料，丰富对当代厅堂空间的研究层次和视角。4.关于空间与文化结构研究：在查找国外相关文献时，主要关注点放在室内设计历史、物质空间背后的哲学观念、空间文化理念等方面的相关理论著作，因为本研究不仅紧密围绕设计学学科的理论进行，还涉及文化结构的研究内容，故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逻辑对本文有重要指导意义。下图为部分文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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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图谱

重要论据

广州中山纪念堂大堂空间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

人民大会堂上海厅

花园酒店大堂

侨福芳草地中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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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结论

本文聚焦于中国现代公共建筑中的厅堂空间的转型研究，以“厅堂空间”为透镜，展示不同社会背景下，人民、资本及消费对空间的制约能力。本质上是对厅堂结构转型背后，不同时代社会文化观念及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的探讨，并揭示了空间与社会文化、政策、经济和技术的复杂关系。

为使研究更趋完整性，文章首先对传统厅堂空间的概念原型进行归纳，得出“中心-边缘（放射状）”、“路径-仪式”以及“敞构-通用”等空间表征。并以民国时期建设的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大堂空间为例，作为厅堂空间由封建礼制的规训空间到传播民主思想兼具纪念性的宣讲空间的转变。其次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厅堂空间分为三种类型进行讨论：人民的厅堂、资本的厅堂、消费的厅堂，其中每个厅堂类型都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展开讨论，以在论文体量限制下对转型研究更为深入，分别为：人民大会堂、广州花园酒店大堂及侨福芳草地购物中心中庭空间。三个个案在具有时代典型性的同时，还具备开启新的空间范式的潜力，这种双重性意味着，三者既在横向维度上各自形成了可被后续实践参照的原型起点，又在纵向时间轴上构成了"类型序列"的转型节点。结合历时性与类型学的双重考察，展示了中国现代公共室内空间中厅堂类型及其类型化之下的转型路径。

在此，厅堂空间不仅是物理场所，更是权力、资本与文化博弈的社会文本。如同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既是统治工具，也是抵抗场域。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中，空间概念及建设主流经历了从礼制空间到政治空间、资本空间再到大众消费空间的转变，深刻映射了空间结构转型背后的社会结构、权力逻辑与人的生存状态的转型。

综上，本文认为中国公共空间及厅堂空间的转型，是中国现代社会大的历史转型的展现，是政治文化需求和经济需求的时代的缩影。从倡导“人民的厅堂”的政治属性空间，到利用外资发展自身经济的服务于外资商贸的“资本的厅堂”，再到追求体验的大众消费属性空间“消费的厅堂”，这一厅堂空间的结构、属性及设计方式的转型，既是文明史，也是一种精神史，包含了物质文明的变化及生产力、生产技术的变迁，而最终展现出人的精神状态、生存及生活方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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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评语

文章聚焦于中国现代公共建筑中的厅堂空间的结构转型，结合了历时性与类型学研究，本质上是对厅堂结构背后不同时代社会文化观念及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的探讨。文章用翔实的资料揭示了厅堂空间与社会文化、政策、经济和技术的复杂关系，在研究的范围、深度以及复杂性上皆有一定难度，但作者通过广泛的查阅文献和实地考察研究，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完成了预期目标。文章选题新颖，立意深远，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为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空间生产提供了新的视角。

——周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