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毕业季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研究生毕业作品·第8期

前言

设计之学，关乎形式、技术与生产，更关乎态度、立场与价值操守。古人言“极深而研几”——极深者，穷究事物未显之理；研几者，审辨变化初动之微。其义不在知识之积累，而在以诚实之心面对对象，以审慎之思辨析事实，由真实处建立判断，由判断中形成方法。此亦研究训练之根本。

当下世界持续变动：技术更新重塑感知方式，媒介迁移改写传播结构，社会现实不断提出新的伦理与实践命题。面对复杂处境，设计不能止于表层修辞与即时回应，而须“观其所以，察其所由”，由可见之形追问其生成条件，由局部现象辨识其深层关联，在细微处把握时代变化的征候。

本届毕业作品涵盖29个研究方向、82名学生。路径虽异，其共同价值在于：以研究进入现实，以设计组织认知。每一件作品既是形式成果，亦包含问题意识、方法选择与价值判断。

学术训练最终培养的，不只是解决既有问题的能力，更是发现尚未被命名之问题的能力。愿诸位由此出发，持守求真之诚，涵养思辨之力，在纷繁现实中辨其所趋，于未定世界中立其所守。

设计学院党总支书记 王子源

2026年5月

2026CAFA设计学院

研究生毕业作品推介

第 8 期

- 中国设计文化研究 -

- 世界设计的历史与理论研究 -

- 设计与现代性理论研究 -

- “一带一路”与国家设计政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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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从重构乡村秩序到重建农人主体——

设计介入中国乡村发展的媒介路径

作者姓名丨凌晨

指导教师丨周博、杭海、郑岩（外聘专家）

专业方向丨中国设计文化研究

论文摘要

自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以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始终是推动乡土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然而，现有研究在审视中国乡村发展的历程时，存在着两条并行却互不相交的路径：乡村媒介研究侧重于从宏观的传播学、社会学等视角考察媒介的内容效果与社会影响，将技术平台视为既定的外部环境，鲜少深入微观层面的设计机制；乡村设计研究则聚焦于物质环境改造与视觉形象包装，缺乏对媒介底层逻辑的穿透。两条研究路径忽视了设计作为隐性规则与组织逻辑的力量。因此，本文提出“媒介设计”这一核心概念，将其界定为：不同历史阶段的权力主体通过具体可操作的设计手段对乡村的物理时空、社会关系与文化表征进行结构性干预与重整的系统性力量。

通过历史分析、案例研究与文本分析，本研究对三个历史时期进行对比剖析与总结：第一章考察前互联网时代：定县实验以参与式设计开启媒介介入乡村的实践，社会主义广播体系以声场覆盖完成空间规训，电视以视觉叙事完成认知重塑，三者构成媒介设计“从空间整合到秩序覆盖”的第一重下沉。第二章考察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基础设施设计将乡村转化为数字节点，交易界面设计将“农民”编排为“商家”，功能设计与规则编码将乡村社群、产业与治理纳入数字化组织框架，三者构成媒介设计“从协议连接到行为编排”的第二重下沉。第三章考察短视频时代：界面设计生产景观空间，算法设计生产流动空间，功能设计生产社群空间；流量分发、协同生产与平台治理三种机制分别对应土味视频、李子柒与丁真三个典例，三者构成媒介设计“从界面赋权到空间生产”的第三重下沉。

研究发现，媒介设计是一种综合了制度与技术的系统性力量，其介入乡村社会呈现为“三重下沉”的递进逻辑：第一重通过媒介协同设计、声场与视觉设计完成空间整合与秩序覆盖，第二重通过界面、协议与规则设计实现行为编排与行动重组，第三重通过算法、功能与平台赋权推动空间生产与主体重建。三重下沉并非截然分立的阶段，而是相互叠加、持续深化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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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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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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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据

本论文通过对定县实验、社会主义广播与电视（第一重下沉：空间整合到秩序覆盖）、互联网电商与治理平台（第二重下沉：协议连接到行为编排）、短视频平台（第三重下沉：界面赋权到空间生产）三个历史时期的对比剖析，揭示了媒介介入乡村呈现为“三重下沉”的递进逻辑：声场与视觉设计完成空间整合、界面与协议设计实现行为编排、算法与功能设计推动空间生产与主体重建；同时以土味视频、李子柒和丁真三个案例论证了乡村符号从“流量”到“品牌”的价值转化需经由流量分发、协同生产与平台治理三种机制的协同作用，并指出界面赋权具有“赋权”与“控制”的双重面向，媒介设计在赋予农人可见性的同时，也以算法逻辑和平台规则框定了其行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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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结论

本文以媒介设计为研究视角，从媒介环境学与空间生产理论出发，系统梳理了近现代以来不同媒介形态进入乡村社会的历史过程，并重点分析了短视频平台如何通过界面、功能与算法设计重构乡土空间，从而推动农人主体的可见性与乡村符号的价值转化。通过对定县实验、广播与电视媒介实践、互联网平台以及短视频传播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媒介介入乡村的过程呈现为三重递进逻辑：从空间整合到秩序覆盖、从协议连接到行为编排、从界面赋权到空间生产。每一重下沉都标志着媒介设计对乡村社会干预方式的深化，也对应着乡村主体性从集体动员到社会行动再到自我表征的结构性演进。

首先是第一重下沉：从空间整合到秩序覆盖。20世纪初的定县实验将多种媒介整合进乡村空间，形成了以启蒙与社会动员为目标的协同式媒介设计；1950-1970年代的社会主义广播通过分层传播体系的制度设计与高度管控的内容设计实现了国家话语对乡村空间的声场覆盖，国家通过媒介设计实现声音的物理渗透，从而将国家意志植入乡村日常生活，重构了乡村社会的时间节律与公共秩序，乡村被纳入为国家化声音空间的一个节点；1980-2010年代的电视入户进一步深化了这种空间整合，节目编排、广告植入、家庭观看场景的营造完成了对乡村认知的视觉重塑。电视使乡村社会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外部世界，乡村也通过电视被外部世界所看见并定义。乡村被纳入视觉消费的空间秩序之中。

其次是第二重下沉：从协议连接到行为编排。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媒介设计从宏观秩序建构下沉至微观行动编排。在界面设计层面，电商平台通过注册流程、店铺模板与交易界面将农民转化为商家主体，使其能够直接进入数字经济体系；在协议设计层面，平台通过交易规则、信用机制与支付系统将乡村经济活动纳入标准化的数字交易网络；在规则设计层面，功能模块的预设与平台协议的嵌入编排了农人商业行为的每一个环节：从信息发布到客户沟通，从订单管理到物流追踪。这些设计不仅提供了技术工具，更通过协议连接深刻编排了乡村社会的行动方式与组织逻辑。

最后是第三重下沉：从界面赋权到空间生产。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标志着媒介设计进入空间生产的新阶段。在景观空间层面，平台界面赋予农人前所未有的自我表征能力，乡村景观通过影像化叙事进入公共视野，农人从“被观看者”转变为内容生产者；在流动空间层面，算法推荐机制重构了乡村内容的传播路径，使乡土文化获得跨地域流动能力，但也带来注意力经济下的不稳定性与流量焦虑；在社群空间层面，粉丝互动与社区运营为农人提供了新的社会连接方式。然而，平台赋权并非没有边界：土味视频的流行揭示了界面赋权的上限，而李子柒与丁真案例则说明，从流量到品牌的跃迁仍需MCN机构、地方政府与公共治理的协同介入。乡村符号能否形成稳定的文化与社会价值，取决于平台机制、市场组织与公共治理之间的共同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框架揭示了近现代以来媒介设计介入乡村社会的递进逻辑：第一重下沉通过声场与视觉设计完成空间规训与秩序覆盖，第二重下沉通过界面、协议与规则设计实现行为编排与行动重组，第三重下沉通过算法、功能与平台赋权推动空间生产与主体重建。这三重下沉并非截然分立的阶段，而是相互叠加、持续深化的历史过程。理解当代乡村传播问题，不仅需要关注媒介内容本身，更需要从媒介设计的角度，考察技术架构、制度安排与平台规则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持续参与乡土空间与乡村主体性的重构，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更具历史纵深的理论视野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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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评语

本文围绕设计介入中国乡村发展的媒介路径展开，对百年乡村变迁中的空间秩序与主体性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跨越1920年代至当代的多个历史时期，涉及声场、视觉、界面、协议、算法等多种设计形态，需要同时处理媒介研究、设计研究与乡村社会学的交叉议题，在材料组织、理论建构与跨学科整合上均有一定难度。作者通过较为系统的文献梳理和多类型案例的对比分析，基本完成了预期目标。选题在乡村设计研究领域具有一定新意，为理解中国乡村的空间重构与主体性变迁提供了一个可供讨论的分析视角。

——周博

02

新中国儿童玩具设计研究（1949-1966）

作者姓名丨谢书旖

指导教师丨周博、蒋华、刘钊

专业方向丨中国设计文化研究

论文摘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儿童教育制度逐步确立、现代设计文化体系发生系统性转型的关键阶段。该历史语境下，玩具作为儿童日常生活中极具可塑性的物质媒介，其功能与内涵被不断重新界定。当前学界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将玩具设计纳入工艺美术范畴，或探讨民国时期的儿童玩具观念，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玩具设计研究则相对空白。由此，本文以社会主义儿童教育体系的制度化建设为线索，聚焦教育体系所研究的自制教具,与工业体系所生产的商品玩具两大范畴，提出以下核心问题：该时期的儿童玩具设计形成了哪些区别于近代的新范式？其设计转型与当时的社会制度、教育方针、文化变革存在何种内在关联？

基于设计学、教育学与社会文化史的交叉视野，本文结合玩具设计图集、行业档案、期刊文献与实物藏品等一手史料，从三个维度展开系统探究：其一，玩具设计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教育理念的本土化建构，推动国家集体意识和民族观念的日常化培育；其二，自制教具玩具如何经由机构化研究、体系化推广，构建起面向全民的劳动教育体系；其三，工业化生产玩具如何依托标准化建设与技术革新，引导儿童科学思维的养成与发展。

本文认为，“十七年”儿童玩具设计并非对近代“儿童本位”玩具观简单替代。其以社会主义新人培养为目标，构建起国家意识、劳动素养、科学精神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实现了玩具教育从碎片化到制度化的根本跨越，是对个体启蒙需求与国家教育目标有机统一的实践探索。这一时期形成的玩具设计观念与实践经验，在拓展了玩具的教育外延的同时，也从更广泛层面揭示设计介入儿童日常生活的路径，进而丰富对新中国早期设计文化建设和教育体系的理解，为当下设计实践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与方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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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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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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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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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结论

本文以1949—1966年“十七年”时期的儿童玩具设计为研究对象，以社会主义儿童教育体系的制度化建设为核心线索，通过对自制教具玩具与工业化生产玩具进行系统梳理与实证分析，从器物层面、组织与制度层面的演变进行研究论述，试图厘清玩具设计与同时期社会制度、教育方针、文化变革之间的深层联动关系。由此得出以下结论：

一、玩具设计研究的本体独特性

如拉康指出，主体的自我认同始终通过对外部“他者”的投射与认同完成；儿童在镜像阶段起，通过认同外部影像构建“理想自我”，但这种认同本质上是对他者提前预设的理想形象的接纳，而非对本真自我的认知。玩具正是成人世界为儿童设置的“镜像他者”，即通过玩具的造型、玩法、符号与场景，让儿童在游戏互动中逐步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与行为模式的养成。其中，玩具设计的底层逻辑，从来不只是单纯回应“儿童需要什么”，其核心始终承载着“成人希望儿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成长期待。

这种以“人的塑造”为核心的属性，也让玩具成为卢梭所推崇的“物的教育”理念最核心的实践载体。自夸美纽斯、卢梭奠定现代教育学基础以来，通过人与物的互动完成认知建构与人格养成，始终是现代教育的核心逻辑。而玩具作为能同时完整跨越家庭、学校、社会三大教育场域的人工造物，无需依托固定教学场景与说教式输出，就能在儿童的自发游戏中，将成人世界的教育期待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的身体实践，成为将抽象教育理念落地到儿童日常生活的核心媒介，这也是它能深度参与儿童主体建构的实践基础。

也正是因为儿童在游戏中会自然接纳玩具传递的内容，玩具同时成为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极为隐蔽、高效的日常植入载体。与面向认知和价值体系已基本成型的成年受众的设计不同，儿童对符号与意义的接受具有极强的可塑性，玩具传递的内容会直接参与他们的主体建构过程。此间，成人世界的文化观念、价值取向乃至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无需通过生硬的显性传播，只需自然嵌入玩具的设计细节与游戏规则中，就能在儿童的日常游戏中完成潜移默化的引导。

同时，玩具所承载的跨越时代与制度的普世教育价值，是其最核心的底层价值。作为成人世界对儿童成长的建构与投射，它的核心底色，是人类社会对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共同期许，无论是自制玩具对儿童动手能力、劳动意识的培养，科学玩具对儿童求知欲与理性思维的激发，还是民间玩具对儿童审美能力、民族认同的熏陶，本质上都是对儿童健全人格的塑造、对探索世界能力的培养，这是不分社会制度、不分历史阶段的全人类共同追求。这也是十七年玩具设计能够被广大儿童接纳、实现全民化推广的核心基础，更是其能够跨越时空、至今仍有研究价值的根本原因。

基于此不难看出，相较于家具、建筑、视觉传达等以功能性、实用性为核心导向的设计品类，儿童玩具设计的核心独特性，在于它是设计领域中极少数直接以尚未完成主体建构的儿童为核心受众、以人的成长引导与主体塑造为核心目标的品类。这也让玩具设计天然成为融合了教育学、心理学、意识形态、文化观念与社会发展诉求的复合型载体，其背后关联的成长规律、价值传递与未来规划等多重维度，远比普通功能性设计更为复杂。

二、十七年时期玩具设计的历史特殊性

本文认为，所有时代的玩具设计，本质上都是成人世界对儿童生活的建构与投射，而十七年时期的儿童玩具设计，是中国现代设计史中独一无二的历史产物——它是人类对下一代成长塑造的共同需求，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历史语境相结合，形成的由国家主导的、体系化的、面向全民的集体性成人投射，这也是其区别于其他时期、其他地域玩具设计的核心特质。

（一）与民国时期玩具设计的区别

民国时期，工业化生产的新式玩具主要由少数城市精英、知识分子与民族资本家主导，受众仅局限于通商口岸的城市中上层家庭，广大农村儿童、工农家庭子女难以接触到这类新式玩具，民间手工玩具虽遍布城乡，但缺乏统一的设计引导与教育规划；这一时期的玩具在抗战前后虽出现了大量呼应“救亡图存”时代需求的内容，成为民族救亡的宣传辅助工具，但整体仍以分散的个体生产为主，未形成系统稳定的教育定位，在文化内容的处理上也长期存在二元对立的局限，要么盲目照搬西方玩具的样式与设计逻辑，要么不加分辨地沿用传统民间玩具的内容，难以形成兼具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文化引导。

与民国时期的儿童玩具设计相比，十七年时期的玩具设计的主导主体转为国家，工业化生产的玩具核心面向全体儿童，打破了此前新式玩具多服务城市精英圈层的限制，大幅拓展了玩具的覆盖范围；同时，以自制教具玩具为代表的玩具设计被明确纳入国民幼儿教育的配套体系，核心定位转为服务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长期国家战略，成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制度化教育载体，对儿童的成长引导是面向民族未来的系统性、长期性规划，不再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短期工具性产物；在文化内容上也形成了清晰的筛选与改造标准，对传统民间造物既不全盘照搬也不全盘否定，主动保留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劳动精神与民族审美的内容，剔除封建迷信、等级观念等旧时代遗存，为儿童搭建起兼具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文化认知体系。总体而言具备多元的设计参与主体、精益的设计与工艺，以及充满童趣的叙事与视觉符号。

（二）与西方同时期玩具设计的核心区别

十七年的中国儿童玩具设计，与二战后50-60年代的西方玩具设计，有着一致的核心出发点，都以激发儿童潜能、引导儿童健康成长为核心目标，契合当时全球儿童教育的发展趋势，本质上都承载着成人世界对儿童成长的引导与生活图景的规划。

不过就设计意图和思想而言，该时期的西方玩具设计整体遵循消费主义的市场逻辑，以商业公司为核心主导，将玩具定位为商业商品，设计、生产与传播全环节围绕市场需求与商业变现展开，内容表达侧重个人主义，聚焦儿童个体能力与个性发展，整体呈现分散化、多元化的市场特征；而十七年的中国玩具设计始终以国家教育逻辑为核心，由国家自上而下统筹规划，联合国营玩具厂、教育研究机构与公共教育阵地形成完整运行闭环，将玩具定位为服务“社会主义新人培养”国家战略的教育工具，商业属性被放在次要位置，内容表达强调集体主义导向，在呵护儿童个人成长的同时注重培养其集体意识与社会责任感，整体呈现出体系化、制度化、面向全民的统一特征。

三、国家对十七年时期玩具设计的规划路径

同时，本文发现，十七年时期国家对儿童玩具设计的高度重视，并非偶然的政策调整。其背后不仅源于人类社会对下一代成长培育的普遍需求，更植根于新中国成立后独特的国家治理与教育发展路径。国家作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成为儿童成长引导与价值观培育的核心主导者。玩具设计也因此成为落实“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国家核心战略的重要教育载体。

这一实践的起点，是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发展全局出发，将少年儿童定位为新中国的主人翁与未来的建设者、保卫者，确立了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兼具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新一代的核心育人目标，将儿童教育工作纳入国家建设整体议程。在此框架下，宋庆龄、康克清等儿童工作者，依托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等机构，推动儿童教育事业落地，明确玩具是儿童教育的核心载体之一。此外，在教育层面，陈鹤琴等教育家以培育儿童爱国、爱劳动、守纪律的优良品格为核心，进一步呼吁为城乡全体儿童提供优质玩具；吴劳等美术与设计从业者则主动响应国家号召，以育人责任为核心开展设计实践，让玩具成为传递主流价值观、培育新一代的重要媒介。国家也同步在“一五”计划中将玩具纳入轻工业发展规划，给予原料、资金等政策支持，推动玩具工业与国家育人目标协同落地。

这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连贯实践，充分体现了新中国系统统筹的治理特征。即通过政策引导、机构设置、生产统筹、阵地建设，将玩具设计的全流程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

总体而言，建国十七年的儿童玩具设计植根于传统玩具文化土壤，在时代发展中历经苏联教育理念引入吸收、民族形象探讨重塑、儿童本位理念融合国家意识培养、自制玩具普及与社会化教育、工业化发展与科学精神培育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印证了两层核心内涵，一是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与思想观念，会对玩具设计形制产生深刻影响，当代玩具设计正是在国家大政方针、社会思想观念的发展进程中，依托传统文化根基持续演进形成的；二是玩具设计的演变绝非元素符号堆砌的表层形式变革，其背后承载着文化结构与发展模式的深层转变。

而当下，国内儿童玩具市场显现消费主义发展态势，现代化商业运作推动行业形态不断革新。不少玩具侧重视觉包装、潮流符号与趣味玩乐属性，产品教育内涵有所弱化，设计主导力量逐步偏向商业资本，行业发展目标也在育人价值与市场效益之间产生偏移，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助力儿童身心成长、涵养良好品性的初衷，也渐渐褪去建国十七年玩具设计里着眼民族长远发展的培育理念。因此，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语境下，我们也许可以从十七年玩具设计以育人为核心的实践经验中寻找破局思路，重新锚定玩具设计的教育本质，平衡商业价值与教育功能，并通过造物设计培育儿童的文化自信、国家认同与健全人格，由此守护对下一代的成长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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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评语

本文以新中国早期教育制度建构为线索，聚焦自制教具研究与工业玩具生产，对建国十七年（1949—1966）的儿童玩具设计演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文章从国家意识、劳动素养、科学精神三个维度展开论述，对民国玩具教育观在新中国语境中的延续与调适进行梳理，同时辨析了借鉴苏联理念过程中本土设计观念的深层重构。为做好该研究，作者查阅了大量的玩具图集、行业档案和期刊文献等基础史料，基本做到史证扎实、内容充分、论述有据。选题具有一定新意，论从史出，为理解新中国早期儿童玩具设计与育人体系提供了资料较为翔实的、可资讨论和延伸的视角。

——周博

03

十八世纪奇彭代尔家具设计与

阶层品位研究

作者姓名丨高然

指导教师丨周博、韩涛、Sarah Teasley（外聘专家）

专业方向丨世界设计的历史与理论研究

论文摘要

十八世纪的欧洲政治制度的重组、海上贸易主导的全球市场的形成与启蒙思想的传播共同改变了欧洲的物质生活与审美结构。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在这一变革而丰裕的时代逐步取得更大的社会话语权。阶层品位也在十八世纪的历史语境中不断生成并发生转变。新兴资产阶级日益重视室内陈设的品位表达。

本文以十八世纪英国家具设计师与制造商托马斯·奇彭代尔为研究对象。“奇彭代尔家具设计”指设计师领导其家具制造公司期间推出的家具作品及《绅士与家具制造指南》中设计图版。本文的核心议题在于探讨奇彭代尔家具制造公司的设计实践与社会阶层品位之间的关联，并试图透过“风格与品位”的关系，揭示现代设计兴起前夕“设计生产”与“消费需求”之间的互动机制，从而突破将奇彭代尔家具简单归类为洛可可风格或中国风设计的固有印象。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考察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国元素对其设计的影响，分析设计风格与阶层品位的相互作用，以及品位演变的深层逻辑。同时，本文还将关注奇彭代尔在家具设计上从洛可可风格向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转型，探讨其设计表现的变化及其背后的动因。

研究将从历史语境、设计风格与影响传播三个层面展开。首章概括分析十八世纪的历史背景，梳理英国早期家具设计的风格谱系。并分两章节讨论在奇彭代尔的领导下其家具制造公司在不同阶段应对市场而实施的具体设计方法，所产生的风格的变化。最后一章节是对奇彭代尔的家具所产生影响的讨论。在十八世纪英国的社会氛围下，理性思想、尚古情绪与民族性格共同影响着阶层品位的取向，而阶层品位的变化与奇彭代尔式设计产生持续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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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论文框架

重要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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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结论

十八世纪的欧洲经历了多维度的急剧变动，政治结构的调整，为英国带来经济的稳步扩张与物质文化的繁荣。相较于法国在高度集权的旧制度崩解后走向剧烈而血腥的革命，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所完成的权力再分配，更偏向制度化与渐进式的革命。这种相对平稳的政治生态，为商业发展、城市消费与装饰艺术市场的成长提供了更持续的社会条件。

就大众文化视角下的设计与消费关系来看，设计风格与消费品位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作用：消费者的品位结构影响着设计的生成，设计师或制造商则需要通过更具新意且契合当下审美期待的设计，将“品位”物化为能被大部分人所接受的商品。因此，奇彭代尔作为其家具公司的“设计总监”需要时刻洞察市场的动向。在商品风格形成一定局面后影响消费者的喜好，最终又呈现出新品位与新流行。

新兴资产阶层的品位本身亦在变化。奇彭代尔的设计在早期洛可可风格时，更多的体现为对时尚与新潮的回应，而随着启蒙思想的影响与古典秩序的重现，新古典主义阶段的趣味诉求逐渐转向理性、秩序与科学化的审美范式。奇彭代尔在设计上的贡献不仅是创造出“奇彭代尔式家具”风格。更多的是在工业化生产普及的前夕，为家具生产工业化提供了方法上的启发。本文通过梳理奇彭代尔商业宣传图册两个版本的异同，总结出奇彭代尔的家具设计方法：在这一风格转化中，奇彭代尔对中国家具的借鉴，始终存在。绝非止步于表层的装饰纹样，更在于对家具结构的重构。本研究通过对设计实例的系统分类，构建为一种类型学分析工具。结合奇彭代尔的设计实践中将“结构学习”贯穿始终，“装饰学习”则主要应对当下的流行与消费者喜好。

经过梳理奇彭代尔设计的前因后果，笔者认为尚古情绪与理性思想是塑造十八世纪英国阶层品位的核心因素，而英国人的民族性格中的矛盾与折衷主义是阶层品位形成的底色。这种隐匿在阶层品位的英国性既体现在重视秩序、理性与规范，也体现在容纳不规则、趣味性与经验性的自然观。奇彭代尔的家具语言同样体现这种审美结构，他一方面吸收洛可可与异域风格的自由、夸张与装饰性，另一方面又以清晰的结构线条与可辨识的比例秩序将其整合为可被接受的整体。

在研究方法上借用布尔迪厄的思想理论的同时，笔者认为设计师及其设计也是十分重要的研究道具。设计师作为品位的传递者与创造者，其设计作品不仅是阶层品位的具象化表达，更是解读特定历史语境下审美变迁、社会结构与文化逻辑的重要研究载体，为具有阶级属性的品位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切入视角。本文将奇彭代尔作为设计外部研究的研究道具，将物至于其所属的时空中，讨论人与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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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评语

本文以十八世纪英国家具设计师托马斯·奇彭代尔及其家具制造公司的设计实践为研究对象，围绕设计风格、阶层品位与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研究通过对设计图稿、家具实例及相关历史文献的系统梳理，较为清晰地分析了奇彭代尔由洛可可向新古典主义风格转变的设计逻辑及其背后的社会动因。论文史料运用较为充分，论述结构完整，基本完成了对核心问题的论证。选题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物质文化研究中对于奇彭代尔家具风格过于标签化的固有认识，为理解工业革命前夕英国设计生产模式及早期现代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

——周博

04

赫伯特·西蒙设计科学思想中的

计算性研究

作者姓名丨马淑婷

指导教师丨韩涛、王子耕、张黎（外聘专家）

专业方向丨设计与现代性理论研究

论文摘要

当代设计对象正由单一人工物转向超大规模复杂系统，传统依赖经验直觉的感性范式在指数级增长的设计约束与决策风险面前已难以为继。本文立足于当下的设计范式危机，试图通过重访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的设计科学寻求理论解决路径。研究发现，现有文献尚未充分揭示西蒙思想中“计算性”内涵在当代生成式技术语境下的逻辑演变。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西蒙设计科学思想的深层回溯，全面解构并抽取其理论中所蕴含的“计算性”基因，探索该理性内核在当代生成式算法语境下的兼容与转译路径，为当代设计学的理性回归确立稳固的本体论支撑。

本文首先分析了西蒙设计科学思想的哲学渊源，指出其深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定量预设与波普尔证伪主义的程序理性影响。随后，本文核心界定了设计在本质上是一类受认知约束的计算行为。通过解构“有限理性”、“启发式搜索”与“满意解”等核心范畴，论证了人类设计思维与计算机逻辑在问题求解逻辑上的同构性：即设计本质上是在给定约束的解空间内，通过启发式策略寻求多目标权衡决策的动态过程。在计算性的视域下，本文进一步探索了设计逻辑向计算模型的算法化转译路径，分析了树、图等非线性数据结构对设计知识层级与关联的对应机制。以上立足于经典符号主义立场，在可解释的理性坐标系内剖析西蒙思想的理性内核。最后则切入当下联结主义浪潮，面对符号主义在非结构化场景下的局限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探讨西蒙理性框架对当代生成式算法的约束价值，实现从“致敬西蒙”到“重构西蒙”的视域跨越。

本文认为，西蒙的设计科学是冷战“硬理性”范式的产物，其本质是以确定性的规则逻辑对冲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一方面，西蒙通过“物理符号系统假说”确立了设计学科的科学合法性；另一方面，符号主义因难以形式化非线性的“隐性知识”而显现出范式刚性，导致了早期专家系统的集体式微。基于此，本文主张，当代设计科学的计算性内涵，正是在西蒙开启的计算性坐标系下，尝试以理性的逻辑规约去治理概率驱动的算法涌现。从设计的本体论角度，设计成为人类在意向性与计算性之间建立的接口，设计由此超越了单纯的造物逻辑，转变为在理性框架下寻求意义生成的治理本体，从而使得设计学突破底层技术逻辑，成为关于人工物的意义建构的现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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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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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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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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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结论

基于对西蒙设计科学思想中计算性内涵的系统考察，本研究在结论部分将西蒙的静态“接口”概念，升华为面向人机协同复杂系统的动态“接口性”，并以此试图提出设计“接口性”治理的本体论理论。本文的“接口性”是一个机制或者属性，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物”，而是人机协同复杂系统中，各种异质要素在流动博弈时呈现出的一种动态中介属性。在大模型时代，以内环境为代表的概率算法在不断涌现和变异，以外环境为代表的人类社会诉求在不断调整，此时，必须依赖一种动态的、弹性的、具有自适应能力的“接口属性”在变动中维持系统的理性平衡。

在“接口性”治理本体论的视域下，设计面临的核心问题发生了解构与重构：第一，在输入端，如何克服当代算法在非结构化场景下的“形式化降维危机”（如图像退化为RGB像素矩阵的困境），利用设计学特有的图解逻辑，将人类不可言说的“意向性”无损转译为计算机可理解的高维“计算性”语言。第二，在输出端，如何利用人类社会的价值与语义网络去主动锚定和裁剪庞大的计算结果，通过“有限理性约束”与“满意解阈值”去规约和治理概率算法的盲目涌现，为其重构赋义。

西蒙的设计科学是推动设计从人工技艺跨向分析性硬科学的逻辑奇点。从西蒙时代到当下，其思想内部的“计算性”内核已然发生深刻的范式跨越：西蒙时代的计算性内核是“人利用工具解决问题”，当下的设计科学的计算性内核是“人构建逻辑，让逻辑在计算场域中自我演化”。这一转变使当代设计科学成为一种客观的、自发的逻辑发现过程。如果说西蒙经典设计科学的底座是“从现有状态向期望状态的启发式搜索过程”，那么在当代重构的计算性底座则应该是“以现有状态构建出的逻辑系统在计算场域中的自我实现过程”。

因此此时的设计学关注的是“如何设计连接人类主体性与机器智能的动态机制本身”。设计学超越了物质造物的狭隘范畴，晋升为一种统筹技术与人性的中介学科。它伫立在非人化的计算性与人类目的的意向性之间，用理性的硬骨架去规约技术的盲目性，最终突破到底层技术逻辑之上，真正成为一门关于人工物意义建构的现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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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评语

马淑婷以两种身份完成了三年的设计学研究与论文写作。一种身份来自学院知识体系的塑形，来自艺术史、设计史、学科谱系、理论合法性的训练。这是外在的规训。另一种身份则来自时代技术条件强行召唤的自学冲动，来自对算法、数据结构、搜索逻辑、模型机制与计算机科学内部秩序的近乎固执的求真意志。这是内在的意志。马淑婷在这两个身份中持续交错、抵牾、互相逼迫和彼此校正。她在反复折返中逐渐成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的研究不再只是“解释西蒙”，而是以“计算性”重新穿过西蒙，“重启西蒙”：一是以“计算性”重释西蒙，使设计科学从方法史问题转化为当代设计合法性的本体论问题；二是以内在解剖方式重组“有限理性、符号表征、启发式搜索、满意解”等范畴，揭示设计并非灵感神话，而是受约束的计算行为；三是将设计知识、设计过程与设计目标转译为数据结构、算法路径与优化函数，并进一步提出“接口性”思考。马淑婷的西蒙研究，是理解今日设计、算法与主体性关系的一个入口。

——韩涛

05

《大地形态：潜在性制图手册》

图解设计方法研究

作者姓名丨曹展榕

指导教师丨韩涛、王子耕、张黎（外聘专家）

专业方向丨设计与现代性理论研究

论文摘要

现代制图学在面对人类世的生态危机与地球系统巨变中，逐渐暴露现代性认知框架和其作为表征工具的深刻局限。制图学凭借其俯瞰视角、几何抽象与静态符号，将自然建构为被动的、可供提取的外部背景，从而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客体化的认知模式，难以应对生态议题所要求的复杂系统思维。在此背景下，由布鲁诺·拉图尔等人发展的“盖娅制图”方法论及其成果《大地形态：潜在性制图手册》（Terra Forma, Manuel de Cartographies Potentielles）项目，提供了一条通过重构空间表征以介入生态危机的跨学科路径。

本研究以《大地形态：潜在性制图手册》为核心案例，旨在系统剖析其如何通过制图表征的重构，发展出一种融贯形式创新、认知转型与政治介入的工作模式。研究首先追溯了项目生成的理论与时代语境，阐明其是对“人类世”多重危机及“行星思维”转向的回应，并以“盖娅”与“临界区科学”为概念基石。继而，论文重点分析了项目在表征层面的语法革命，详细解读其如何通过革新观测焦点、投影方式、尺度策略与符号系统，将地球临界区内动态、异质、多物种纠缠的生命与物质过程进行可视化。进一步地，研究论证了这种形式创新如何催化了根本性的认知范式迁移。地图从描绘静态位置的“图像”，转变为激发关系性思维的“图式”，促使认知从人类中心的、容器式的空间观，转向关注非人类能动性、过程交织与多尺度时空的生态观。最后，论文审视了该认知转型所蕴含的政治潜能，指出《大地形态》的实践通过重构制图活动中各环节的权力关系，将非人类行动者纳入考量，并将地图作为一种整合认知的工具，其方法论及衍生的展览、工作坊等实践，实质上是为一种以“临界区”为单元、协商多物种共居的“地球政治”提供了视觉化工具与共同协商与感知的预演场域。

通过上述分析，本研究最终提炼出《大地形态》所典范性呈现的一种设计介入模式：即以空间表征的批判性重构为核心媒介，串联起生态理论的反思、科学认知的融合与具体实践的行动。这一模式为设计学在应对复杂行星尺度问题时，提供了兼具批判性、实验性与协作性的方法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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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论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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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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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结论

本文以《大地形态：潜在性制图手册》为核心研究对象，围绕当代生态危机背景下空间表征方式的失效问题，探讨设计如何通过制图这一基础实践，介入认知框架与政治想象的重构。面对“人类世”所揭示的多尺度、跨物种、非线性的地球系统现实，传统以俯瞰视角、几何抽象和静态符号为特征的制图体系，已难以承担理解与协商复杂生态议题的认知功能。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将《大地形态》视为一种回应行星尺度问题的批判性设计实践，尝试对其方法论结构进行系统性分析。

围绕这一研究对象，本文提出并运用“表征—认知—政治”三层递进的分析框架，对《大地形态》的生成背景、制图语法、认知转向及实践介入路径进行了整体考察。研究表明，《大地形态》并非仅通过形式创新回应传统制图的局限，而是试图以制图为媒介，重构我们理解地球、生命与行动者关系的基本方式。地图在这一过程中不再只是再现空间的图像，而被转化为一种引导关系性思维、训练感知能力并预演集体行动的认知工具。

通过对《大地形态：潜在性制图手册》的系统分析，本文揭示了一种以制图为核心媒介、具有内在连贯性的设计方法论。该方法论以对人类世语境下空间认知失效的反思为起点，认为当代生态危机不仅源于环境变化本身，也与既有表征体系难以呈现多尺度、跨物种的复杂地球过程密切相关。在这一前提下，制图被重新定位为一种能够重组可见性、认知结构与行动想象的关键操作。在表征层面，项目通过重构视角、尺度与图像结构，使地球临界区中动态、异质且相互纠缠的过程得以显现。地图不再被视为对既定空间的再现，而成为一种具有“厚度”的视觉装置，用以呈现物质流动、关系网络与时间性过程。这种表征方式为理解行星尺度的复杂系统提供了不同于传统几何抽象的感知条件。在认知层面，这种表征策略进一步引导出一种关系性与过程性的理解方式。地图不再提供封闭的解释或确定结论，而是通过不稳定边界、多行动者并置与多时间尺度的呈现，促使读图者重新思考自身在地球系统中的位置与责任。由此，制图从信息传递工具转变为一种训练感知与理解能力的认知操作，其核心价值不在于结论的确定性，而在于理解路径的开启。在实践与政治层面，这种制图方法并不直接指向具体治理方案，而是通过重构共同理解的前提条件，为协商与决策创造可能空间。地图在此成为一种集体思考与预演行动的媒介，使非人类行动者得以进入公共讨论与政治想象之中，从而拓展了生态治理与地球政治的表达方式。总体而言，本文所分析的《大地形态》项目并非由零散策略构成的设计实验，而是一种从表征到认知再到实践逐层展开的制图方法论体系。该体系以制图为设计操作的核心，通过重塑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回应行星尺度问题所提出的认知与政治挑战。这一方法论的意义不在于提供确定答案，而在于为复杂生态议题中的理解、协商与共同行动，开辟新的可能路径。

在这一意义上，本文的研究价值首先体现在较小尺度的学术贡献上。通过将《大地形态》一书的成果视为一个完整的方法论体系，而非零散的地图作品或哲学注脚，本文为理解“盖娅制图”这一新兴实践提供了结构化的分析路径，也补充了中文语境中关于该项目及其方法论的系统研究。其次，在更广泛的设计学语境中，本文尝试展示一种以空间表征重构为中介的设计研究模式，说明设计并非只能通过物质建成环境介入生态议题，也可以通过重塑认知基础设施，参与复杂问题的理解、协商与预演。这为设计学在生态转向背景下拓展其方法论边界，提供了一种可供讨论的参照。

同时，也需要指出本文研究的局限性。一方面，本研究重心偏向方法论建构，而非实践成效评估，本文主要以《大地形态》的文本、图像与相关展览实践为分析对象，尚未深入考察其方法在具体地域治理或长期实践中的实际效果，其政治潜能更多停留在预演与想象层面，无法建立有效地评估机制。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高度依赖跨学科协作与情境生成的制图方法，《大地形态》的操作性与可迁移性仍存在不确定性，其是否能够在不同文化、制度与技术条件下被有效应用，仍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此外，本文所构建的分析框架本身，也是一种解释性模型，其适用范围与解释力度仍需在更多案例中被检验。

基于上述分析，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多个层面展开。较小尺度上，可以通过具体工作坊或区域性实践，进一步检验盖娅制图在实际问题协商中的作用机制，补充本文以理论分析为主的不足。中等尺度上，有必要将《大地形态》与其他类型的生态制图或设计介入方法进行比较研究，以更清晰地界定其方法论特征及适用边界。更大尺度上，围绕行星思维与地球政治的讨论，仍需要持续探索新的视觉语言与认知工具，以回应不断变化的生态现实。

总体而言，本文并不试图将《大地形态》确立为一种范式性的解决方案，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实验性案例。通过对这一案例的分析，本文希望表明：在行星尺度问题面前，设计的关键不在于提供确定答案，而在于通过重构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扩展理解、协商与共同行动的可能性。这也正是《大地形态》及其盖娅制图方法，在当代设计学与生态政治语境中所呈现的核心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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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评语

我们如何制图，便如何占有世界；我们如何表征大地，便如何误认自然。这就是曹展榕《大地形态：潜在性制图手册》选题的认识论警觉。曹展榕正是从这个警觉出发的，这个警觉，带着她进入到图像、认知与行星政治领域。这是一种临界地带。她的论文的三个重要探索，正是在这个地带中发生：其一，把研究对象从一般设计作品的形式与风格分析，推进到“制图”这一更隐秘的知识机器，以此揭示地图如何塑造我们观看地球、理解自然与组织世界的方式；其二，通过细读拉图尔的盖娅思想与临界区科学论述，说明设计不再只是解决问题的技术，而成为重新学习如何与地球共处的感知训练，包括在地球薄层中重新安排人与非人、物质、生命和时间的关系；其三，从图面内部进入治理问题，这是一个相当困难却不得不面对的环节——如何将当代表征危机、生态危机与行星政治，收束到设计学本体内部的图解方法之中。曹展榕的三年学习，正是在与这些问题的搏斗中完成的。有的解决了，有的尚未。在这个过程中，她充分调动了她的设计师身份：不是作为一个设计理论学生去谈论设计，而是作为一个有图面经验、有空间感、有实践能力的设计师身份（她在本科阶段完成了相当深入的设计能力训练）进入设计理论——设计如何获得一种面向行星时代的认知能力？如何绘制它的语法？

——韩涛

06

政策驱动下的马来西亚设计产业发展研究

作者姓名丨陈佳欣

指导教师丨海军、王子源、李玉峰、邹游（外聘专家）

专业方向丨“一带一路”与国家设计政策研究

论文摘要

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全球设计产业数字化转型以及马来西亚经济结构升级的背景下，设计产业日益成为连接制造业升级、文化创意转化、数字内容生产与城市空间更新的重要环节。马来西亚作为东南亚重要经济体，其设计产业并非完全依赖市场自发形成，而是在国家产业转型、数字经济战略、文化创意政策和教育体系建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逐步发展。研究马来西亚设计产业的形成机制，不仅有助于为理解发展中经济体设计产业的演进提供个案参照，也能够为中国—马来西亚设计协作、区域创新合作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本文以“政策驱动下的马来西亚设计产业发展研究”为研究对象，围绕马来西亚设计产业呈现怎样的空间结构与产业结构、其在设计产业价值链或区域创意价值链中处于何种位置、政策通过何种工具和机制塑造产业发展条件等问题展开分析。研究在产业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政策工具理论、国家设计系统理论以及全球价值链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构建“政策工具—产业主体—空间结构—价值链位置”的综合分析框架。通过对马来西亚设计产业发展历程、空间分布、产业类型、典型主体、政策演进、制度网络和案例矩阵的梳理，分析政策牵引与产业形成之间的互动关系。

研究发现，马来西亚设计产业呈现出核心集聚与地方分化并存的空间格局，吉隆坡—雪兰莪相对构成核心创意集聚区，槟城、柔佛、沙巴和砂拉越则呈现出具有不同产业基础和地方特征的设计节点特征；产业结构上呈现数字内容、平面视觉、空间设计、建筑相关设计、时尚设计和社区文化设计等多赛道并行的复合型特征。价值链位置上，马来西亚设计产业相对更擅长执行落地、本地化服务、数字内容生产和专业服务配套等中后端环节；而在品牌策略、高端创意咨询、城市级综合设计和跨国商业空间前端策划等高附加值环节，虽然已有部分实践和政策支持，但整体仍处于能力提升阶段，尚未充分形成与其生产和服务基础相匹配的前端创意输出能力。政策层面上，马来西亚形成了以供给型政策较强、环境型政策较稳、需求型政策相对不足为特征的政策工具组合。总体来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设计产业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和生态条件，但其作用仍存在区域不均衡、需求激活不足、部分前端高附加值服务对外部设计网络存在一定依赖、文化资源转化能力不足等结构性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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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论文框架

重要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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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结论

马来西亚设计产业呈现出“核心集聚与地方分化并存”的空间结构。吉隆坡—雪兰莪不只是行政和商业中心，也是平面设计、品牌视觉、字体设计、数字内容、游戏动画和专业设计服务的高度集聚区；槟城依托制造业、遗产城市和空间设计形成次级节点；柔佛承接新加坡外溢和跨境商业空间需求；沙巴、砂拉越则以社区创意、文化传承和生态意识为主要特征，体现出东马不同于西马都市区的发展路径。马来西亚设计产业形成了多赛道并行的复合结构。数字设计是政策能见度最高、国际合作最明显的领域。平面设计、室内设计、时尚设计和建筑相关设计也构成了产业的重要基础。马来西亚设计产业已经形成了从专业协会、设计工作室、设计奖项到教育平台的多层结构。马来西亚设计产业的价值链位置仍然偏中后端。本文研究发现马来西亚设计产业的设计能力主要集中在执行、落地、本地化和数字内容生产等环节；而品牌策略、城市级综合体、跨国商业空间和高端创意服务等前端环节，仍较多依赖国际设计网络。该结构表明马来西亚设计产业已经具备较强的生产和服务基础，但在高附加值创意服务输出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从政策维度看，马来西亚设计产业的发展是在国家产业转型、数字经济战略、教育体系建设、专业机构推动与文化创意政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政策牵引型发展模式。其政策工具组合呈现“供给强、环境稳、需求弱”的结构特征：供给型政策在人才培养、研发投入、数字基础设施和产业补助方面较为成熟；环境型政策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设计奖项、专业协会、设计周和国际交流不断完善行业生态；而需求型政策仍相对不足，政府采购、企业设计需求激活和高端设计服务市场培育尚未形成稳定机制。

本研究发现马来西亚设计产业并非缺乏发展基础，而是已经形成了若干可用于国际协作的“协作资产”：一是吉隆坡—雪兰莪集聚了平面设计、品牌视觉、字体设计、数字内容、游戏动画等专业设计资源，具备面向东南亚市场的创意生产能力；二是马来西亚多元族群、多语言、多宗教和伊斯兰文化语境，为中国设计企业进入东南亚市场提供了重要的本地化理解基础；三是槟城、柔佛、沙巴、砂拉越等地区分别具备制造业协同、跨境商业空间、社区创意和生态文化设计资源，能够为中马合作提供多类型场景；四是马来西亚已经形成由专业协会、设计奖项、教育机构、设计周和数字内容平台构成的初步设计生态，为跨国设计合作提供了制度接口。

但与此同时，马来西亚设计产业也存在较明显的“协作缺口”。其一，高附加值创意服务和前端策略型设计能力仍相对不足，品牌策略、城市级综合体、跨国商业空间和高端创意服务等环节仍较多依赖国际设计网络；其二，需求型政策和市场激活机制相对薄弱，企业主动购买设计服务、政府采购设计服务和高端设计服务市场培育尚未形成稳定机制；其三，区域发展不均衡仍然突出，东马地区的社区创意、文化传承和生态设计资源尚未充分转化为产业价值；其四，文化与创意产业统计体系虽已建立，但设计产业内部仍存在边界模糊、分类不稳定和数据不连续等问题。

中马设计协作的关键在于中国的产业组织、制造转化、平台资源与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本地设计生态和东南亚市场接口之间建立互补关系。从项目合作走向能力共建，中马设计协作才能真正服务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设计产业协同与区域创意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可以从四个方向推进：（1）在数字内容、游戏动画、影视视觉和原创 IP 开发领域，推动中国平台、资本和技术资源与马来西亚本地化创意生产能力结合，形成面向东南亚市场的联合内容开发机制；（2）在品牌设计、包装设计、跨境电商视觉和用户体验设计领域，发挥马来西亚多元文化和语言优势，帮助中国品牌更有效进入东盟市场；（3）在城市更新、商业空间、文旅空间和社区设计领域，结合中国在工程实施、商业运营和空间营造方面的经验，与马来西亚本地设计团队共同开展场景型合作；（4）在设计教育、行业标准、设计档案和数据统计方面，推动双方高校、协会和研究机构建立持续合作机制，弥补现有设计产业研究和统计体系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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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评语

陈佳欣同学的论文聚焦政策驱动下的马来西亚设计产业发展研究，通过对马来西亚设计产业发展的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阐释，讨论了设计产业发展历程、政策演进、产业形态和机制，分析了政策、设计、产业的互动机制，为后续研究构建了理解和把握马来西亚设计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和框架。

——海军

07

印尼创意经济局视角下的

印尼设计研究

作者姓名丨于秋雨

指导教师丨海军、王子源、李玉峰、邹游（外聘专家）

专业方向丨“一带一路”与国家设计政策研究

论文摘要

本文以印尼创意经济局（Badan Ekonomi Kreatif，简称BEKRAF）为切入点，研究印尼设计产业各个维度的发展情况，以及BEKRAF在推动印尼设计发展过程中的机制与作用。选取印尼作为研究样本具有重要的双重战略意义：一方面，印尼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合作伙伴，其设计产业的快速崛起构成了两国文化贸易与产业深层对接的新契机，深入剖析其设计生态是促进双边合作、实现民心相通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代表，印尼通过顶层设计推动产业转型的尝试，对其他致力于摆脱资源依赖、寻求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参考价值。本文通过对创意经济与设计产业的梳理，分别阐释印尼设计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创意经济局的演变轨迹，并将两者在具体案例中对应，结合印尼创意经济发展历程与政策制度变迁进行实证分析。

印尼设计产业在创意经济政策驱动下，从相对分散的传统工艺、地方品牌与中小型创意实践，逐步进入国家创意经济治理体系。研究发现，BEKRAF的成立使创意经济获得了更加明确的国家战略地位，也为设计产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策接口和组织支持。通过项目扶持、平台建设、创意城市网络建设、职业标准确立、知识产权保护、品牌推广与国际交流等方式，BEKRAF推动设计从单一的市场行为或文化实践，转化为连接地方资源、产业发展和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工具。在这一过程中，印尼设计产业呈现出三个较为突出的特征：一是以本土文化、地方材料和传统工艺为基础的现代转化；二是以设计协会、创意社群、中小企业和政策项目为支撑的产业组织化；三是通过设计节、国际展会、创意城市和国家视觉项目不断提升印尼设计的公共可见度和国际传播能力。与此同时，印尼设计产业仍面临设计教育体系不均衡、企业规模偏小、金融支持有限、数字基础设施尚待完善等问题，其政策驱动模式在提升产业组织能力的同时，也存在资源分配、持续性和执行效率方面的挑战。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印尼设计发展经验与中国设计现状进行比较，讨论其对中国设计发展的启示。本文希望通过BEKRAF视角为切入点的研究，为理解印尼设计产业的政策驱动逻辑提供新的观察角度，并为中国设计发展、双边创意产业合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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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框架

重要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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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结论

对于印尼而言，BEKRAF的经验表明设计产业的发展并不完全依赖市场自发成长，国家机构可以通过平台、项目、标准、数据和传播机制，为设计主体提供进入产业网络的通道。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语境中，设计资源往往分布不均，设计师、手工艺人、中小企业、地方政府和社区之间缺乏稳定连接，创意经济机构能够发挥资源整合和网络组织作用。然而集中化创意经济治理也需要保持政策连续性与机构稳定性。BEKRAF自成立以来经历了独立机构、并入部委、再度调整等多次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持续性和行业主体的长期预期。因此未来印尼设计治理仍需在灵活的平台化机制与稳定的制度保障之间取得平衡。

对于中国而言，印尼经验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参照。中国设计在产业规模、制造能力、数字平台、科技企业和国家级文化工程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设计职能分散于工业、文化、科技、教育、城市建设和数字经济等多个部门之中，尚未形成一个具有综合协调能力的国家级设计促进机制。印尼以创意经济机构统合设计、文化、旅游、数字内容和地方创意资源的做法，提示中国可以进一步思考如何建立更清晰的设计政策协调平台。尤其是在设计产业数据统计、设计项目扶持、设计教育与产业对接、设计节展国际传播、行业协会协作和地方设计资源转化等方面，中国可以从印尼的创意经济治理中获得一定启发。

印尼案例也提醒中国设计发展不能只关注技术、产业和市场规模，还需要进一步重视地方文化、社区经验和知识生产能够带来的活力，而非单一依靠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地方。中国拥有丰富的地域文化、传统工艺和地方生活方式资源，但在快速技术化和商业化的设计发展过程中，这些资源有时容易被转化为表层符号，而未能形成深层的知识体系。印尼设计对地方材料、传统工艺、社区协作和文化叙事的重视，为中国设计教育和设计实践提供了一种反思路径：设计不应只是服务于产业升级的工具，也应成为重新理解地方社会、文化记忆和生活方式的知识方法。

对于设计师和设计机构而言，创意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政策机会应被理解为平台和接口。以 BIP、IKKON、设计节展和创意城市项目为例，连接了政府、市场、媒体、制造商、地方社区和国际网络。设计师如果希望从此类平台中获得长期发展，应具备将文化创意转化为可执行项目的能力，包括明确目标用户、应用场景、生产流程、成本结构、供应链条件、品牌叙事和市场路径。文化表达需要与产品化能力、组织能力和交付能力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转化为持续的产业价值。同时，设计师也应主动参与政策反馈和行业共创。创意经济政策是在政府、行业和设计主体的互动中不断调整的过程，设计师越能够将项目执行中的问题、资源需求、评审标准、市场反馈和地方经验转化为结构化意见，越能推动下一轮政策工具的优化。因此，在创意经济治理体系中，设计师不仅是政策的接受者，也可以成为政策经验的反馈者和共同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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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评语

于秋雨同学的论文以印尼创意经济局（BEKRAF）这个政府机构为切入点，讨论了印尼设计产业在国家设计政策和BEKRAF作为国家设计管理机构双向作用下如何有效构建自上而下的设计产业机制，同时对当前印尼设计发展整体特征、形态和模式进行阐释，也讨论了对中国当前设计产业发展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海军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一级学科作为国家“双一流”建设获批学科，已经建成涵盖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艺术与科技、工业设计、艺术设计学等目录内专业，以及自主创设的出行创新（交通工具）设计、社会设计、设计管理、创新设计、系统设计、危机与生态设计、艺术治疗、服务设计及设计策展与空间叙事等特色方向。同时，在保持现有学科口径范围优势下，设计学科以对中国社会未来形态和经济模式整体研判为基础，以积极应对全球科技、经济和社会变革为契机，以培养具有中国文化立场和全球意识的顶尖人才为目标，以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举措为根本，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面对新时代的形势变局、产业变革、危机与挑战，深刻研读新文科建设内核，设计学院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新需求、新变化、新阶段、新特征为依据，将设计学科与现代信息技术等其他专业集群相融合，于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提出的新命题、新方法、新技术、新手段中，创造新方向、新标准及新价值判断，并研判全球政治、经济变化，以人类既有的社会组织结构、生产与消费方式为课题研究切入点，以学科专业划分为工具与方法，构建危机意识主导的全新学科教育架构与学科资源整合平台，全面聚焦应对人类未来生存模式的思考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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